基于网络形态的街道空间环境与“两抢一盗”犯罪的关系研究——以HS市原DP区为例

城市街道网络是承载人们日常行为的空间载体,街道网络及其中人的日常行为共同构成了主要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并影响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既有研究表明街道空间中多发“两抢一盗”侵财类案件,并且街道网络形态和日常行为主体与犯罪存在联系,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较少。本文基于HS市原DP区的派出所辖区单元,使用路网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相关资料,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对街道网络的几何形态和拓扑形态、动态人口和静态人口等因素与犯罪分布的关系展开分析,尝试探索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对“两抢一盗”犯罪的影响。结果表明,街道网络空间环境中影响盗窃和两抢犯罪的要素存在较大差异。“X形单元”式街道网络、路网密度、低速交通的路网渗透性、静态人口密度和动态人口密度均对盗窃犯罪产生重要影响,与两抢犯罪相关的仅有“T形单元”式街道网络、静态人口中的实际居住户籍人员和外来人员密度,街道网络形态没有表现出与两抢犯罪的显著相关。最后提出,由于街道网络的通达性和危险性往往并存,如何通过调控或改善整体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来尽可能减少犯罪风险,是未来规划建设安全的街道网络空间需要思考的话题。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格局优化——以泾河流域为例

城市高速发展引起了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改变,不仅影响生态环境质量,而且还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格局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优化生态系统服务显得至关重要。在泾河流域2000—2020年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农业生产力、土壤保持和产水服务空间评估的基础上,将贝叶斯网络和生态系统服务相结合,在关键变量子集和可视化的最优状态子集的基础上,评估了4种生态系统服务需要优化的区域,为区域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 水文评价模型（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 SWAT）模型能较准确地模拟区域的径流量。通过模拟值和观测值对比分析,该模型具有较高的决定性系数（R²>0.6）和纳什效率系数（NSE>0.5）,可为进一步评估产水服务提供保障。（2） 2000—2020年泾河流域4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差异性较为显著。在时间尺度上,4种生态系统服务均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在空间尺度上呈现较为稳定的变化趋势。（3） 通过对4种生态系统服务优化区域进行叠加分析,发现综合优化区域集中在彭阳县的中部和西南部以及环县的零星区域。研究结果对指导优化区域进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以及改善生态系统的退化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

地方认同是衡量人地情感、理解人与地方认知关系的重要概念,能够反映人地互动的复杂动态关系。企业社区作为重要的城市居住空间,理解居民地方认同对于科学开展城市社区更新、街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社会环境变迁和社区重构影响下,居民个人身份与地方认同的变化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企业社区居民个人身份认同是从单位人向社会人,以及未来作为留守老年群体的转变。2）延续传承的集体记忆维系居民积极式认同,社会交往生疏化和社区管理社会化加剧地方认同弱化,破败的建筑环境和落后的配套设施带来消极式认同。3）居民在生活、成长的企业社区环境和社会互动中构建了自身及对地方的认同,随着外部社会环境与内部居民个体特征而变化。外部社会环境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使企业转轨、社区社会空间转变,加以居住时间差异、个体特征、心理因素与个人经历变化等内部因素,共同塑造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其变化过程。     

基于航空联系的中国城市网络格局演变分析

运用2000、2005、2010、2017年全国民航机场及航线客流的截面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结合复杂网络、GIS与地理探测器方法,刻画了21世纪以来我国航空联系网络所反映的城市网络格局,并分析其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为一级核心城市,多层次、多中心的网络格局,并由“三中心”逐渐演变为“四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分布具有明显的东西差异,呈现“三足鼎立、西部突出、中部薄弱”态势;全国城市网络具有无标度、小世界特征及较强的集聚性,中心城市在2005年前向东南沿海集聚,而后向中西部地区扩散,集聚性有所降低;中国城市网络格局的演变由政策支持、旅游发展水平、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等多因素共同驱动。     

边界效应下居民跨珠海-澳门边界活动特征与机制分析

作为跨行政等级主体的澳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存在制度与地理双重边界,跨珠海-澳门（珠澳）边界活动更具复杂性。以珠海拱北口岸的跨边界大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身份属性将其分为内地访澳旅客、内地通勤劳工、来陆娱购澳人以及在陆居住澳人四大类。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采用时空路径和2-模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探究在边界效应作用下居民跨边界活动的时空特征及社会交往特征,并对跨边界活动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边界效应下大湾区居民跨珠澳边界活动空间的交互性不足,个人活动主要集中在局部空间。在局部空间下,内地访澳旅客与来陆娱购澳人跨边界活动内容和交往对象单一,活动交往以工具性联系为主,缺乏信息与感情的传递;内地通勤劳工跨边界交往对象多样化,社会网络密度较大,但社会网络往往是由“强关系”创造的人情网,社会文化边界仍有待消融;在陆居住澳人跨边界社会网络密度以及联系多样性较大,具有良好的社会交互预期。居民的跨珠澳边界活动受到一国两制与通行制度制约、异质文化与梯度经济吸引以及社会心理与差异性政策调节的共同作用。     

中国民宿网络关注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搜索体现了人们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的现实关注与潜在需求情况,是游客潜在出游行为的一种前兆。对民宿网络关注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可以明确我国民宿需求的时空分布规律,为优化我国民宿行业发展空间布局提供理论参考。基于2015—2019年中国大陆31个省域空间单元的民宿网络搜索数据,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季节性集中指数、周内分布偏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变差系数、首位度等指标,对中国民宿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民宿网络关注度在2015—2019年呈现明显的波动趋势,季节性分布差异明显,网络关注度在假日前期会出现显“前兆”效应;（2）中国民宿网络关注度存在地域不均衡性,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整体趋势,2015—2019年民宿网络关注度的区域集聚程度在降低,区域间差异在缩小;（3）气候的舒适性和闲暇时间是影响民宿网络关注度时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客源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购买力、人口规模、互联网发达程度、受教育程度和民宿业发展水平均会对民宿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水路客运班线为数据来源,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分析水路客运网络的基本特征,评估其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征,分析各节点的重要性,测试其鲁棒性与脆弱性,结果发现：1）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基本健全,节点之间能够自由流动,但网络的层级单一,可达性较低的节点占据多数;2）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具有部分小世界网络特性和无标度特性,节点分布呈现马太效应;3）深圳蛇口港在复杂网络中的综合重要性最为突出,比较重要的节点还有香港中港码头、香港国际机场、珠海九州港、澳门外港;4）大湾区南部的水路客运网络相比北部发达,东部比西部发达,空间发展不均衡;5）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具有鲁棒性,生存能力较强,但网络发育不够完善,稳定性较差,难以经受蓄意攻击。整体上,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还有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应加大核心节点保障能力,增强边缘节点的连通性,提升大湾区北部的水路客运能力。     

企业网络视角下上海五大新城地位辨析

上海市提出“五大新城”发展战略,新城建设迈入了面向“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新阶段。基于2001、2010和2018年全行业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论文构建了上海大都市圈内区县尺度的城市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城市网络整体特征及五大新城网络地位的格局演变,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相关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呈现从以上海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单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的趋势,强联系仍然主要发生在各级市域内部,市际行政边界对网络联系具有较强的阻碍;② 五大新城仍未呈现“节点城市”的中心性特征但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距离成为“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仍有一段距离;③ 创新能力对新城入度和中介中心性的影响显著增强,新城在提升中心性的过程中也更加注重环境质量的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提升五大新城的中心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城市人口规模、政策优惠与公共服务完善程度也对新城中心性有着相对持续稳定的正向影响。论文从企业网络这一视角切入,为将五大新城建设为上海大都市圈内“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提供政策建议。     

全球海底光缆传输网络的节点职能与鲁棒性评价

海底光缆传输网络是全球信息传递和要素流动的重要基础设施支撑,国家或地区在全球海底光缆网络中的节点职能和对网络鲁棒性的影响事关国家信息通信安全。在此背景下,研究基于全球网络基础设施Infrapedia数据库,提取了1991—2017年近30年全球光缆分布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光缆网络中承担“传输职能”和“枢纽职能”的特征及其演变,并探究了全球海底光缆网络的鲁棒性。研究发现：①国家或地区的信息传输职能和枢纽职能具有不同的模式;其中信息传输职能较为扁平化,且呈明显廊道格局,咽喉海峡沿线的国家或地区占据重要位置;信息枢纽职能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②毗邻海峡的地缘战略位置、背靠强劲的国家实力、增长迅速的市场需求等共同塑造了全球海底光缆网络中的重要节点。③部分节点（尤其是高中间中心性的节点）发生故障会导致整个网络功能的大幅下降。研究从避免海底光缆链接的单一性、提升全球枢纽职能等方面提出了维护我国海底信息传输安全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