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评介

正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极负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学家之一。他既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激进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以及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锋。《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一文是1989年3月21日,哈维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召开的     

“自然地理学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宁召开

正2014年8月23日至24日,"自然地理学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师范学院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IGBP和IHDP土地变化科学工作组、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中国地理学会山地分会、全国高等院校综合自然地理教学研究会、全国生物地理教学研究会、全国土壤地理教学研究会等7个学术团体     

《自然地理学研究范式》评介

正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李双成教授所著《自然地理学研究范式》一书,是科学技术部创新工作基础专项——"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中的一部,2013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8章计50万字。范式的概念由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提出。他认为范式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也就是把范式看作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显而易见,没有系统、完整、科学的研究范式,地理学难以进入现代科学之列。随着自然地理学中系统研究的发展以及分支学科的增加,自然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一些基础性学科例如物理学和数学中的     

《中国风景名胜区边界》评介

正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相当于国际上的国家公园,自1982年建立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起,截至2010年,中国已建立了208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世界上建立国家公园最多的国家。但是基于中国国情,风景名胜区的范围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而且和其他类型景区的边界有交叉现象,这为我国公园建设和管理增加了难度。2013年,王连勇博士的《中国国家风景名胜区边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为解决上     

地理学思想方法指导下的初高中地理衔接

由于初中和高中的课程设置以及考试的不同,初中和高中的地理课程存在脱节现象,这给高中地理教学带来一定的困扰。关于初高中地理课程的衔接问题,是高中地理教学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初中和高中地理教材有两条线,明线是地理学科知识,暗线是知识背后蕴含的地理学思想方法。本文结合地理学的思想方法,探索在地理学思想方法指导下的初高中地理教学的衔接策略,希望通过地理学思想方法这一利器实现初高中地理教学的衔接。     

论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

数字技术向乡村地域的延伸与渗透深刻影响着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与结构,推动城乡发展网络化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型与重组。本文在界定乡村数字化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耦合关系,深度剖析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构建面向乡村数字化发展转型的研究内容体系。主要结论为：(1)乡村数字化是伴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广大乡村地域,重塑乡村物质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网络及空间组织的过程,促使乡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空间组织结构发生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技术作用于乡村地域空间的过程、作用和效应等。(2)乡村数字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趋于综合复杂,物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空间叠合转型,并在数字信息连通下衍生出赛博空间及网络文化形态。(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物质空间转型的逻辑、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经济形态转变的机制、数字技术应用与乡村社会空间重组的关系、数字治理模式与乡村空间组织重构的作用共同构成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多维内嵌机制。(4)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指向下,在强化学科贡献的基础上探寻数字化下乡村发展前沿领域与创新维度,聚焦智慧乡村应用场景、研...     

在时空框架中理解中国大学人文地理教学特色及其成因——以1912—1949年中国主要大学地理系为例

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建立一个时空框架,分析民国时期中国大学人文地理教学特色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关注1912—1949年间,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的地理系的人文地理学教学特色。研究史料来自大学的教学档案、人物回忆文章、政府文件、中国学者编撰和翻译的教材和教参,同时参考了相关研究文献。借助时空框架,基于史料对比,得出结论：(1)只有在历史的时间脉络下,才能理解民国时期军事地理、国防地理和政治地理课程设置的必然性;(2)只有在世界格局的空间框架下,才能理解民国时期的“国耻地理”教育内容,以及“中体西用”主张的失败;(3)只有将时空框架进一步细化,才能深入理解民国时期大学人文地理教学中不同教师的能动性,如学术思想、教学风格、政治主张、教材编写和选用等。综上所述,只有站在开放的时空框架中,才能更为清醒地定位当前中国大学人文地理学教学。     

共同演化视角下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以华南G镇为例

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特殊性体现在循环利用的资源再生性与拆解污染的破坏性二者的矛盾统一中。研究依托路径依赖理论,围绕集群与政府两者交互所构建的共同演化关系,将知识的生产与对新知识的选择作为划分集群演化阶段的参照,对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集群演化机制进行探究。研究发现：G镇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路径形成之初,企业在对新知识的探索和保留中强化联系,形成了产业链完整的拆解集群。随后当新知识再次出现并且需要较高迭代成本时,源于利益驱动的企业选择采用新知识的积极性有限,表现出内部的自我强化。当集群陷入锁定,僵化的认知使集群难以依靠自身实现路径解锁。外部行政力量的介入,刺激并加速了集群新路径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现有演化经济地理学实证研究,同时为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参考。     

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争论、张力与延展

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程度,关涉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也是文化地理学科学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学科内外依然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争论和疑虑。以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为切入点,对弱、强范式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解析,认为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在本质上契合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实践中虽然每个范式都引发了争论,但也存在内部张力和延展可能,不应看作是范式的“断代”,将其理解为基于“范式选择”和“阐释效能”内涵更符合实际。在当前流动性和文化混杂性背景下,传统分割式单一范式思维不能较好地回应文化地理发展的新内涵,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应该是一个动态且需要不断确立学术话语权的过程,探索“时空综合视角”下的“混杂融合”范式更加符合新的时代诉求。未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需要超越“范式分割”和“阶段性求安式”的惯性思维,重新定位和精准把握文化地理学的时代使命和学术承诺,提升文化地理学范式解释能力,赋予文化地理学与时代匹配的范式内涵。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financial inclusion research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geography北大核心CSCD

普惠金融对降低贫困和促进发展成果分享具有重要意义,是国际金融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论文基于2005—2021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3421篇核心期刊论文,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分析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的基本特征和热点演化,结果表明:(1)学术成果经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加速增长3个阶段,研究热点经由金融排斥、普惠金融到数字普惠金融的演化,其中农村、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及发展效应是各阶段的共同关注;(2)国内普惠金融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包容性、开放性,多学科的参与推动着普惠金融研究的蓬勃发展,在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不同学科又有各自的关注点;(3)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提出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过程、地方普惠金融发展的文化经济因素与关系网络、普惠金融的发展效应、金融科技的空间性及其潜在影响等未来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