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变化与城市化双重作用下近城乡村聚落演变 ——以武汉天兴乡为例

结合实地调查和观察标图、GIS空间分析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解放初期至今环境变化、城市化与天兴乡聚落的演化关系,分析了其乡村聚落重构的动因。结果发现：1）天兴乡的发展演变先后历经初级发展、变革发展、转型重构发展等3个不同时期。2）天兴乡空间形态从单一性趋向复合化,由传统的生活、生产、生态等三元孤立的空间转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等多元复合空间。3）天兴乡的聚落演替为环境变化及城市化进程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确定了天兴乡空间形态的基本格局;其次,为治理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移民建镇”等政策及相关防范灾害工程的实施,为天兴乡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城市化对天兴乡聚落演变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天兴乡人口被虹吸、资源向城市集聚,加速天兴乡衰落;另一方面促进天兴乡乡村旅游业发展,为聚落发展提供机遇。     

中国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及其研究展望

基于已有文献,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讨论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之间的关联。借助CiteSpaceⅤ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乡村重构研究热点趋于多样化、分散化。“乡村旅游”作为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之一,同时也是农村空间商品化的重点研究对象。梳理二者的研究框架,得出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从属于乡村重构研究框架,且突出概括农村经济重构过程。农村空间商品化是乡村重构实现的有效途径,乡村重构得益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推动等结论。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

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可分解为人文环境、地域空间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三者之间遵循一定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乡村人居环境的内容。国外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经历了乡村地理、乡村发展和乡村转型3个阶段,研究趋势也由单一学科向综合学科发展。国内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学科主要有建筑学、地理学和社会政治学等,其中地理学经历了乡村聚落研究、乡村环境研究和乡村文化转型研究3个阶段。该文讨论目前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其研究方向。     

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

以少数民族为居民主体的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作为民族社会的重要构成单元,社区内独特的民族性、文化性和地域性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文章首先回顾了国外民族社区研究的历史起源,总结了城市民族社区的研究重点,并对乡村民族社区的影响、类型、变迁、旅游和感知研究进行详细的归纳总结;国内民族社区研究则从内涵、演变、发展以及旅游影响研究4 个重点领域进行进展分析。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基础和研究内容5 个方面将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进行对比,并提出,国内民族社区研究亟需加强民族社区演化的影响因素、动态演化机制、居民生计方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经济结构协调、村落空间形态演变和整合开发以及可持续发展政策等7个方面的研究。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

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论文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能源消费结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5 个方面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皖南旅游区进行实证测度,探讨该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①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总体上呈现“双核突出,中部跟进,外围凹陷”的异质异构空间格局;②基础设施空间呈现“三核并驾,北高南低”分布结构,主要位于屯溪区、青阳县和案例区北部,展现东西向渐变特征;③ 公共服务设施兼具“双核”分布特征;④ 能源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呈现以屯溪区为核心的单核结构;⑤ 环境卫生则主要集中在在歙县和宁国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旅游发展、地域文化等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作用大小、方向存在明显差异。气候条件、贫困程度、空间距离3 个因子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等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积累下来的对人居环境质量起到相对稳定作用。旅游发展过程中注入的一系列新型人地关系因素是当前影响皖南旅游区人居环境关键性驱动力。影响因子与评价因子两组变量之间存在典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同时,影响因子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直接效应,并通过其他变量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间接作用效果。     

中国乡村振兴与乡村功能优化转型

基于乡村功能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建立基于“三生”空间系统的乡村功能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乡村功能优化转型的方向,并提出乡村功能优化转型的策略。乡村功能的优化转型,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动力和活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为乡村功能优化转型提供方向引导和政策支持。研究表明：① 生产功能优化转型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生活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优化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生态功能强化可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组织功能复兴可推动乡村组织振兴;乡村整体功能优化需要乡村人才振兴。② 乡村振兴必须优化乡村“三生”空间布局,按照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特点,分类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功能优化转型的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③ 以乡村产业新业态带动乡村功能优化转型过程中,要有效发挥乡村振兴政策和制度的支撑作用。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阶段性演化与产权困境分析——以贵州天龙屯堡为例

以贵州典型乡村旅游地——天龙屯堡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借助对天龙屯堡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阶段性演化的深度剖析,探讨乡村旅游开发中因旅游资源产权困境导致乡村旅游开发难以维系的原因.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资源的构成特征及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引致的产权困境,使得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主体约束和激励效果较差,利益主体间权、责、利不明,矛盾不断凸显,交易成本较高,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云南省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山区省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3．4％，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潜在优势。在实地调查和查阅资料的基础上，从乡村旅游资源特点、发展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得知：云南省具有和谐的乡村旅游景观、乡村人文景观风貌独特、乡村文化多样性等资源优势；在发展中存在乡村旅游分散且规模小、经营水平低、产品单一、旅游大环境差、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消失等问题。因此，今后的发展中要考虑乡村旅游的统一协调发展，在政府指导下支持乡村旅游的规模性开发，逐步健全法规体系，深化乡村旅游的产品，突出民族文化、气候、生态特色，提高经营者的素质，营造良好的乡村旅游大环境。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基于社会保障理论的思考

乡村旅游发展能够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就业机遇,社区参与能够提高乡村居民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这为吉登斯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效果提供了创新路径。洛阳栾川重渡沟村的社会保障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经历了3个阶段,1999年前未发展乡村旅游时受国家干预主义影响较大,1999—2004年乡村旅游发展体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而2004年至今的实践体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融合,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的相对均衡,实践中已初步实现了以就业保障为基础、以养老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等为内容的乡村社会保障的全面提高。研究表明,西方背景下形成的国家干预主义及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乡村市场经济实践中有着不同的诠释及呈现方式,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关键是社区力量的觉醒及培育,其创新路径是实现“以旅游换保障”,即实现乡村旅游经济功能向社会功能的转变。     

昆明近郊"农家乐"旅游发展的优势与策略研究

目前,中国假日结构的调整导致人们集中出游,形成高峰性需求,造成交通运输压力的加大和资源配置的浪费。“农家乐”旅游的开发,不仅开发了新的旅游产品,拓展了旅游项目,还可缓解旅游热点地区假日旅游的压力。昆明近郊“农家乐”旅游发展有其特有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对其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促进昆明近郊“农家乐”旅游发展,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措施,有利于提高昆明乃至云南旅游业的整体文化品位,是适应全球旅游大发展形势的紧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