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河南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树牢绿色发展理念,用好深化农村土地改革这个法宝,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党的十九大也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绘制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和党的基本方略,为新时期推进自然资源事业改革,做好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中国精准扶贫土地整治的典型模式

土地整治是助推精准扶贫,实现脱贫解困的重要途径。根据土地整治作用于农村减贫发展的实现路径,将全国土地整治助推精准扶贫的典型模式概括为四种：① 单项土地整理模式。通过开发低效未利用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② 三生空间优化模式。将农村宅基地复垦与易地扶贫搬迁相结合,改善人居环境,恢复脆弱生态,优化乡村三生空间。③ 土地资产显化模式。实施补充耕地指标有偿异地调剂,积累扶贫开发资金,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统筹城乡发展。④ 土地资本流动模式。将土地整治与土地流转及作价入股相结合,整合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

城乡融合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主题,也是地理学乡村系统研究的主要前沿课题。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分隔、人地分离和日趋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本文简要分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其重要意义,指出深度探究人地系统耦合、城乡发展融合、村镇功能契合重大理论与科学途径,成为现代地理学面向国家战略、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责任。重点介绍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一周年来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及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最后,着眼于发挥地理学优势和特色,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及科技需求,提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乡村科学与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的初步思考和建议。     

京津冀都市区乡村振兴模式及其途径研究——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的静海区为例,利用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和区位等栅格尺度数据运算对县域乡村发展状况评价,通过对乡村发展度空间聚类分析,划分了乡村发展类型区,并提炼了乡村振兴极。研究结果显示：静海区经济、人口与区位要素的空间分异度明显高于资源环境要素;依据乡村发展度将静海区划分为商贸经济发展区（11.7%）、工业发展区（20.2%）、设施农业发展区（45.1%）和传统农业发展区（22.9%）;结合制度、产业、技术和人才等途径提出了适宜不同类型区的乡村振兴模式,引入先进技术,增加产业链条为主的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模式（Ⅳ、Ⅴ、Ⅵ类型区）;集聚零散产业,培养技术人才为主的企业规模化发展模式（Ⅱ、Ⅲ类型区）;增强设施辐射,产业转型为主的卫星城镇（中心社区）发展模式（Ⅳ、Ⅵ类型区）,对实现乡村振兴与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改”出一片新天地——河南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农村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顺势而为,积极开展土地利用综合改革。     

亲缘网络对农民乡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 ——基于浙江浦江农户样本实证

基于“亲缘网络”这一农村基本人际关系要素,探讨家人亲戚构成的亲缘关系网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感知创业风险、创业警觉在上述影响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基于浙江浦江240户农户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① 亲缘网络三维度（网络结构、网络关系、网络认知）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感知创业风险在亲缘网络关系、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 创业警觉在亲缘网络关系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亲缘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利用好亲缘关系要素有助于更好地激发农民自主创业,推动乡村旅游内涵式发展。     

中国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及其研究展望

基于已有文献,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讨论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之间的关联。借助CiteSpaceⅤ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乡村重构研究热点趋于多样化、分散化。“乡村旅游”作为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之一,同时也是农村空间商品化的重点研究对象。梳理二者的研究框架,得出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从属于乡村重构研究框架,且突出概括农村经济重构过程。农村空间商品化是乡村重构实现的有效途径,乡村重构得益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推动等结论。     

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研究——基于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

探讨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对有序推进城镇化,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京津近郊区（I）、冀东北地区（II）、冀中平原区（III）、冀西太行山区（IV）、坝上地区（V）五类地域类型,采用2000—2016年京津冀县域面板数据,应用空间回归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乡村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及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00—2016年,京津冀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86元增至11920元,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由38.9%增至57.5%,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排序依次为：I>III>II>IV>V,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序依次为：I>II>III>IV>V;② 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收入增长9.215个单位,I、II、III、V区就业非农化对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9.986、-23.605、-10.388、9.951,IV区两者之间关系不显著;③ 依据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特征、机理与未来发展趋势,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的四种地域模式,即就业平稳型+农工商主导、兼业型+现代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复合型特色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生态农旅主导。     

山东省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旅游竞争力主要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比较排序,并进行障碍度分析,发现：山东省17地市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烟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最高,东营、菏泽、德州、聊城的竞争力较低;各地市竞争力水平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半岛沿海地区乡村旅游竞争力较高,鲁西及鲁北地区竞争力较低;乡村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是制约大部分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提升的第一障碍因素,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及客源市场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各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提高。各地市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合理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