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乡村科学,助力乡村振兴——第二届乡村振兴与乡村科学论坛综述

2019年4月27日,第二届乡村振兴与乡村科学论坛在南京成功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近400名专家学者相聚南京师范大学,共话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科学发展。本次论坛共有8个特邀专家主题报告,14个议题报告,并设置了自由讨论环节。论坛报告及专家发言观点纷呈、讨论热烈。本文从乡村科学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深化改革与乡村振兴、乡村重构与乡村振兴、村域发展与乡村振兴等6个方面对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以期对新时代乡村科学的快速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有所裨益。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

由于我国乡村地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需分类有序推进。本研究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维度构建了度量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划分了乡村地域类型,明确了分区发展途径。结果表明,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规律;全国乡村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不同类型区制约因子各异;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是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政策文化等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现。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资源禀赋状况是乡村地域分异的关键因子,人文和经济因素在乡村系统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乡村地域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的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力地契合和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加快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步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内容深度相对薄弱、功能拓展比较泛化、时代特征不够显著等问题,把握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特点、新使命、新要求,充分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了融合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归纳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即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学理和逻辑机理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经济振兴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生态宜居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研究。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包括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保障层面,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共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科学、持续、健康发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汲取科学方法论的智慧和营养,构建多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体系,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是新时代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研究的关键。     

中国新型城镇化在“十九大”后发展的新态势

新型城镇化建设,关系到城镇化质量提升,关系到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关系到新时代“两阶段目标”的实现。“十九大”后,中国新型城镇化表现出4个方面新态势：一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广泛共识,从城镇化严重滞后转向新型城镇化,从盲目赶超发达国家转向符合中国实际,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二是新型城镇化是破解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具有高度综合性,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加强协同推进;三是新型城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细化和深化,重点是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城镇化、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空间治理与空间规划;四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中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群以及国家级新区等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中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研究,提升地理学服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能力。     

乡村地域多体系统识别方法及应用研究

乡村与城市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针对我国目前城乡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和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亟需构建乡村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加快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多级目标体系建设。本文依托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尝试构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其中,城乡融合系统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基础设施4个方面,乡村地域系统指标体系涵盖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进一步通过均方差决策法、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等研究方法,识别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和居业协同体。以宁夏盐池县为案例区,实证研究表明,分析结果基本能反映不同乡镇、行政村的发展特征和定位。区别于以往研究侧重城镇体系等级结构,本研究提供了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等级差异的识别方法,对县域乡村振兴规划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典型案例剖析及其启示

基于对国际典型案例剖析,系统阐释了土地整治、特色产业发展、社会资本培育在协调乡村人地关系,提升内生动力,构建乡村新型主体,实现乡村地域“人-地-业”耦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施土地整治适应了乡村人地关系变化,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载体。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是提升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激活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活力。而民众主观能动性、新型经营主体的构建是增强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因素。乡村社会良好的价值观、信任、责任及其社会网络的培育与构建有助于提高乡村主体凝聚力与协作力,提高乡村地区发展质量,提升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益。     

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状态与产业兴旺途径

中国农业竞争力偏弱,农业发展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本文引入“要素-结构-功能”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的理论基础,解析了中国农业发展特征、影响因素与兴旺路径。结果表明：① 农业乡村已由特别强调农产品生产与社会稳定,转向兼顾产品供应、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生态涵养等诸多功能。农业的多功能属性,支撑了中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广阔的发展空间。② 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产品差异化以提高农业附加值、加强政府支持以化解市场失灵、促进“人”“地”“业”协调耦合,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理论选项。③ 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间接利益相关者的获得感要强于农民群体,同时还面临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偏低等瓶颈问题。④ 考虑农业的多功能属性与现实问题,建议切实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增效,促进产镇融合、产村融合,建立农业要素功能显化增殖机制与“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的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协同性与联动性,推动中国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     

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其基本路径方向是坚持乡村分化差异性原则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本驱动力是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创建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理论上,乡村振兴是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与择业、乡村资源与空间高效利用、村镇居业空间格局优化、社会企业资本持续投入的动态过程;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人口、土地、产业、资金等城乡要素的快速流动与整合重组,可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实现四大目标,即保障农民居住权、管控宅基地规模、赋予农民财产权益、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当前的试点探索仍显不足。因此,乡村振兴导向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在使用权自由流转、宅基地用途转换、资格权空间置换、资格认定与有偿使用有效衔接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有力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生育率下降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因此科学认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演化及其机理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本文揭示了中国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探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对策。结果显示：① 2000—201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在空间分布上保持“东北-西南”格局。② 2000年全国有48.26%的区县农村尚未步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西部、东北地区和中部的江西和湖北东部;到2010年,仅有17.54%的区县农村未进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一侧及大兴安岭地区。③ 植被覆盖指数、死亡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受教育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口净流出率、出生率、城镇化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海拔、人均GDP则呈现负相关关系。老龄化背景下,应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同时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降低人口的风险暴露,进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地域模式,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科学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经了4个阶段。① 1978年以前,传统乡村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逐渐形成桑基鱼塘的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②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以乡镇企业嫁接外资形式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空间分化与混杂性特征显著。③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格局。④ 2008年至今,都市化驱动乡村急剧转型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多元分化,乡村破碎化的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不同地域类型。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和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