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影响关系研究

为探究世界遗产丝绸之路沿线遗址点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研究将遗产诠释分为现场遗产解说与非现场遗产传播两部分,并以旅游体验为中介变量,游客特征为调节变量,构建“遗产诠释-旅游体验-重游意愿”的结构关系模型。研究表明：（1）非现场遗产传播正向影响现场遗产解说;（2）遗产诠释需要通过深刻的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影响重游意愿;（3）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部分受游客性别和文化程度的调节,其中非现场遗产传播更能在高文化程度的游客中发挥其对重游意愿的影响作用,同时更能在男性游客中发挥其对旅游体验的影响作用。     

基于珠海实证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分析框架

城市旅游是城市的一个开放、高流动的子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有增长极限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受到供需极限影响,当旅游需求超过供给时,出现过度旅游;而当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导致过度旅游化。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极限呈现阶梯式,只有当影响城市旅游需求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持续重大变化时,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才可能突破原有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旅游需求极限规定了城市旅游供给极限,决定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开发的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设施规模。本文基于珠海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十几年,由于旅游供需两方面影响因素缺乏持续重大的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城市主题和特色等因素相对稳定,加之受到区域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珠海中高端旅游需求相对稳定,星级酒店等中高端旅游产品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新增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并不会带来过夜旅游需求的实质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现阶段旅游供需的失衡,造成过度旅游化。本文也讨论了超越旅游极限的条件以及旅游增长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了旅游统计的改革举措。     

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

仪式因其符号性和社会性成为空间研究和理论阐释的绝佳场域,在仪式与仪式空间研究中,仪式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仪式空间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以安顺屯堡地戏和芒康加达村巴玛巴典为例,运用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回溯并分析两种仪式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特征,刻画参与和影响仪式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深入解析仪式空间的各个维度及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力图比较和呈现旅游发展对地方传统仪式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仪式的空间是仪式主体社会关系织就的空间,其空间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关系与空间秩序“重构或调适”的过程;在旅游影响下的仪式空间生产中,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之间差异化的互动关系造就了仪式中差异化的空间实践;此外,仪式的空间生产隐含着对现代性消解的抵抗。本文构建了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为解读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与空间三元互动提供了新视角,以揭示旅游与地方文化变迁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以浙江省65个县域单元为例,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了2004—2016年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整体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局部空间关联类型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中心市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浙西和浙南等地。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自相关性表明考察其演化路径时不可忽视空间效应的存在。② 浙江省县域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每增长1%,将会带动邻近县域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分别增长0.192%和0.249%。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和区位交通条件等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忽视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将会高估这些因素的作用强度。③ 驱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充分关注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特征,将驱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因素齐抓并举,方可实现县域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山地旅游小镇功能转型与重构的时空特征研究——-以黄山风景区汤口镇为例

山地旅游小镇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类型,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是山地旅游小镇转型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GIS空间分析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汤口镇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山区旅游乡村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过程与格局。研究显示:(1)汤口镇生活功能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生产功能由农业主导型过渡到农旅融合型再向旅游主导型转变,生态功能由单一型向多元复合型转变。(2)旅游经济发达镇区相较于边缘乡村社区,旅居综合混质度较低。其中,旅游与居住时间分配相对均衡,宅屋空间倾斜于旅游,社群上融合度高,各区域间各混质维度存在差异。(3)汤口镇经历了旅游空间引入、生成、快速重构和导控更新4个重构阶段。该研究可为汤口镇村镇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下一步研究其转型发展的模式与机制奠定基础。     

旅游城市餐饮业空间布局特征--以拉萨市为例

受城市功能定位、旅游消费驱动等因素影响,旅游城市餐饮产业空间布局具有其自身特征。通过对互联网电子地图POI数据的挖掘,并结合ArcGIS最近邻分析、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和缓冲区分析工具,本文分析了高原旅游城市拉萨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道路交通、旅游资源和人口视角)。研究发现拉萨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总体呈现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交通发达和旅游资源密集区周边地区;常住人口集聚区域餐饮点同样集中布局,餐饮点密集区与实时人口密集区高度重叠。针对拉萨市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定位和旅游发展,文章进一步提出拉萨市餐饮业空间布局优化措施。     

Space Changes in the Rural Tourism Area of Mufu Town,Hubei Province,China

In a society dominated by tourism consumption, space changes occurring in rural areas can generally reflect their social change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flow, regene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rural tourism space, this paper originally and creatively proposes that the spatial elements in a rural tourist area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ttractions (A), Towns (T) and Villages (V).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T and V, five types of rural spatial transition modes are found, the types of heritage, theme park, those serving as scenic spots, leisure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ecotourism areas. These different classes emerge due to their 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They show the same spatial evolution trend: The Attractions are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whole area and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cation; supporting services facilities gather in the Towns; and the Villages are landscape images. In this area the traditional rural benefit trends toward that of compound development. Mufu Town, Hubei province, is taken as a study case, and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T and V from 2006 to 2016 are describe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new spatial order are consider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ynergy between production space, living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Attractions, Towns and Villages is recommended. The perspective of Attraction-Town-Village (ATV) can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tourism space in rural areas and provide directions for thinking about the re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ies.     

中国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DPSIR模型构建了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选取中国12个县级地域单元的海岛作为研究区,通过TOPSIS模型对其2018年的生态安全水平进行测度,并根据其贴近度指数划分为不安全、较不安全、比较安全、安全4个等级,引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安全的障碍因素进行诊断分析。结果表明:(1)洞头区、崇明区、定海区的生态安全等级为不安全;平潭县、嵊泗县、普陀区、玉环市和南澳县为较不安全;长岛县和岱山县为较安全;长海县和东山县为安全状态,研究区内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的生态安全面临着较大威胁。(2)压力系统中海岛脆弱性和响应系统中生态保护力度是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而自然灾害对海岛的损害、环保资金支持力度不足以及有限的海岛空间承载量又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基于障碍因素的诊断,提出了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策略,为保障我国海岛的生态安全提供实证参考。     

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信息化将重塑区域间旅游产业的互动和关联。既有研究虽然对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之关系有所探讨,但多数研究忽视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因而难以准确测量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贡献。采用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关联的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 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传统的计量模型因未考虑个体间的空间交互作用而误估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产出弹性;② 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单纯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一定能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过度的规模竞争反而会陷入“索洛生产率悖论”;而信息技术消费的提升虽有助于正向的空间溢出,但其空间重构的潜力仍有待释放;③ 固定资产投入、劳动力和旅游接待规模等都是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多维要素,但在信息化的交互影响下,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溢出均不明显,而资源禀赋、环境质量、服务经济占比和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外溢效应。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雾霾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

以中国342个市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998-2016年雾霾与中国城市旅游流的空间关联特征,分析了雾霾对旅游流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雾霾PM_2.5与城市旅游流有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在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地形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的空间耦合性;雾霾与城市旅游流（含国内和入境旅游流）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特征,雾霾污染对旅游流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效应;雾霾对旅游流的抑制区域在不断扩大,H-L型城市数量的增加、L-H型集聚区的片状扩张和华北、华中地区的L-H型集聚的“空心化”现象均表明旅游流具有低雾霾指向性;雾霾污染与旅游流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经典的EKC假说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同样适用,且雾霾污染的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入境旅游方面;雾霾和旅游流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将雾霾治理同经济发展、对外联系、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交通建设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为旅游发展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国际、国内旅游健康、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