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东寨港自然保护区红树林变化及其与周边社区关联分析

利用1976—2021年共6期遥感影像获取了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不同年代的湿地数据,基于转移矩阵、问卷调查和主成分分析,剖析了45年来保护区红树林的变化及其与周边社区的关系。结果显示：1)保护区内红树林面积由1976年的1 395.84 hm²增至2021年的1 589.28 hm²,期间呈“骤减缓升”之势。除1976—1985年红树林面积有减少外(减少了250 hm²,减少幅度为18%),其余时段红树林面积均为增长态势。2) 1976—2021年保护区红树林转出对象分别是淤泥质海滩(34.32 hm²)、河流(25.81 hm²)、海水养殖场(21.06 hm²)、其他用地(10.58 hm²)和洪泛湿地/内陆滩涂(8.26 hm²);转入为红树林的对象主要是淤泥质海滩(177.41 hm²)、河流(38.18 hm²)、其他用地(28.21 hm     

基于文化价值观的中国城市居民住房选择——以成都市为例

在城市快速转型与变迁过程中,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选择既受限于传统文化价值观长期根深蒂固的影响,又受到西方国家现代文化思潮的不断冲击,从而确立了随时代变迁的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基于文化价值观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选择模式和机理,初步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和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住房选择的理论模型。进而,以成都市为例,采用大规模面对面深度访谈式调查方法获取原始数据,揭示了文化价值观对中国居民住房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一般会通过宏观和微观区位选择观、教育观、抚养和赡养观、婚姻观和养老观等四大途径单独或耦合影响城市居民住房的选择方式和结果,且随着后辈的成长和长辈年龄的增长,代际居住模式呈现出一种中国特有的家庭周期性分异规律。     

中国农民跨省旅游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依据《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08》,利用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流的内在联系特性,构建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结合运用GIS 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技术,对农民旅游空间的网络节点中心性与结构洞分析,对旅游空间的整体网络的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结构、凝聚子群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民旅游流网络密度低,随时间发生微弱增密态势,旅游空间的节点呈现“东部沿海密、内陆疏、偏远地区游离”的格局,网络整体结构比较松散而且不均衡;② 网络中心势内向高于外向,旅游目的地集中度高于客源地,东部沿海旅游节点兼具客源地与目的地功能,内陆与偏远地区基本是单一的旅游客源地或目的地;③ 网络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核心区辐射能力弱,仅限于部分边际省域,中心度指数高的节点占据网络的核心位置,具备核心竞争优势,东部沿海旅游点入度普遍高于内陆与偏远地区,点出度与出游力成正对应;④ 网络区域集聚子群各自形成核心、边缘旅游空间,内部联系紧密,构成与子群相对应的核心旅游地,形成5 个区域集聚子群。构建以省域为节点的农民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并进行深度分析,为中国农民旅游空间均衡发展和旅游通达性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乌鲁木齐市居民购物行为特征研究

通过分析乌鲁木齐市居民购物行为问卷调查资料,从不同类型商品的角度对居民购物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居民出行的目的特征与方式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1）工作日下午下班以后是工作日选购各类商品的首选时段;休息日无固定时段是休息日选购各类商品的首选时段（除蔬菜类商品）。（2）夜间购物出行的频率最低。（3）新市区居民在购买不同类型商品时出行的距离较远,天山区居民购买不同类型商品时出行的距离较近。（4）在工作日主要以工作购物类型为主;在休息日主要以多重目的购物类型为主。（5）购买低等级商品主要是步行;购买中间等级商品和高等级商品主要是乘坐公交车。     

贫困县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关联格局分析

在城市群离散度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模型,采用GIS网络分析、叠加分析和统计分析,对研究区288个行政村进行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并与反映村级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农村居民纯收入进行关联分析,在全县、不同地貌与不同经济圈层条件下,分别分析离散度综合指数(DCI)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格局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居民点的离散度从城关镇到外围呈聚集—离散分布,具体表现为城关镇及其他乡镇政府所在地（即经济中心）的DCI较小,外围等非经济中心部分及山区DCI较大;DCI不仅随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大而减小,还受其周围值的影响;山地条件下DCI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负相关关系较丘陵及平原地区明显;经济圈的辐射作用对DCI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需要系统整治规划农村居民点,并可通过增设经济中心等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降低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离散度,进而改善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巩固扶贫开发成效。     

边缘型地区旅游发展的居民环境认同与旅游支持——以泸沽湖景区为例

边缘型地区旅游开发较晚,因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比较脆弱,容易受到来自现代化各种因素的影响,环境认同与边缘型地区旅游发展的支持具有相关性,并且环境认同也会影响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进而影响旅游支持度。以泸沽湖为例,采用封闭式问卷调查法与结构式访谈法收集居民环境认同、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旅游支持的资料,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边缘型地区旅游地居民的环境认同较高,对旅游发展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边缘型地区居民的旅游支持还取决于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态度,而不是对消极影响的态度;居民对旅游的文化积极影响关注度略大于旅游经济影响。因此,边缘型地区的旅游发展要避免一些核心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破坏、过度商业化等问题,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以旅游利益共享为原则,统筹规划,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西方国家社区依恋研究

文章对西方国家的“社区依恋”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首先将社区依恋和地方依恋2个概念进行了对比,之后分为线性发展模型、系统模型和多因素模型等3个发展阶段介绍了社区依恋的研究阶段,并总结了社区依恋的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研究方法主要有以深度访谈、话语分析和图形法等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和以问卷调查、测量量表和统计分析为主的量性研究方法,亦有将两者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影响因素则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因素和物质环境因素。最后指出,中国的社区依恋研究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理论与方法,综合质性与量性研究方法,针对中国丰富多样的社区类型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为中国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北京居民对雾霾的感知及其旅游意愿和行为倾向研究

近年来,中国大陆频现大范围的空气污染问题,雾霾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雾霾及其旅游影响成为新的学术研究问题。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手段,借助问卷星和微信的问卷设计和传播平台,深入研究了北京居民对雾霾影响的感知及其旅游需求和决策行为倾向。研究表明：1）北京居民对雾霾的健康影响、心理影响和生活影响有强烈的感知,大多数北京居民认为北京的雾霾问题十分严重;2）严重雾霾的持续困扰下,北京居民有着逃离意愿强烈,雾霾刺激和强化了北京居民的旅游需求;3）北京居民对雾霾的感知有着明显的群体差异,高收入、高学历、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和中青年人对雾霾的感知和态度尤其强烈。最后,作者讨论了本研究对于旅游营销的现实意义。     

旅游度假区开发对拆迁村民生计状况影响——以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探究旅游开发对拆迁村民生计的影响。以珠海横琴富祥湾新、旧村因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开发搬迁村户为调查对象,采用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对比分析了村民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变化情况,并研究了生计资产→生计策略→生计后果三者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村民搬迁后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有明显改善,影响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最重要的生计资本是人力资本,其次是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在显著优势的村户更容易获益而具有高可持续生计能力;村户利用社会资本优势也可以维系中等程度的生计水平;那些在度假区就业的村户,普遍缺乏生计资本,其生计可持续性较低。拆迁补偿和提供就业仅是维系村民生计的最后的一道保障,引导人力资本的提高才是关键。这需要政府将针对居民的培训以及就业心理干预工作一并纳入拆迁配套政策之中。     

基于偏离-份额法的我国农民收入结构演进的省际比较

在对我国各省区农民收入结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偏离—份额法对我国1997～2009年各省区农民收入结构及演进态势进行探讨。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在降低,工资性收入逐步成为大多数省区的重要收入来源。静态偏离—份额分析显示东部省区农民收入结构优势高于西部省区,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的结构优势对收入增长贡献较大,而中西部省区的地区竞争优势高于东部省区,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增速较快;根据结构和竞争偏离分量的优劣势把各省区分为收入快速增长型、收入增长滞后型、结构优势推动型和竞争优势推动型4种类型。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显示东部省区农民收入的增速在降低,竞争劣势更加突出,部分中西部省区竞争优势逐步增强,但结构优势并不明朗,对收入增长贡献不大。由此认为,加大力度提升农民收入结构层次,尤其是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对于协调农民收入增长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