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制度与我国西部工业空间集聚机制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区位分析是理解区域工业集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近年来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等学说的推动下,区位分析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基于企业调研和统计资料,分析了建国后各个阶段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与区位条件的关系.研究表明,区位条件与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紧密关联,但影响工业企业建立的主要区位要素是变化的,且区位要素同其他社会经济要素特别是与政策要素共同决定了兰州工业发展.区位分析是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但区位分析应置于"特定背景"之中,把地方特征、外部联系和宏观结构性力量结合起来.     

构建中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思考

中国湿地面临着面积持续减少和质量不断下降的严峻形势,湿地保护与利用的冲突不断,同时湿地保护投入严重不足,因而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立具有必要性。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造成湿地破坏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补偿金,另一方面对因湿地保护而利益受到损害、为湿地保护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补偿。为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首先要确定制度设计的原则,其次应从补偿主体、客体、补偿基金的建立和管理、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实施程序和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     

高等学校老校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评价研究

开展高等学校保留老校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评价研究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高等教育资源有效利用和优化整合的基础。提出老校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评价的思路,即老校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评价应在对校区土地开发强度现状评价的基础上,着重进行学校主体搬迁后学校实体建筑和无形资产利用等变化的评价,采用基于层次分析法、特尔菲法和实地调研法的评价方法,构建了包括学校土地开发强度、实体建筑利用程度和综合影响力3个指标层16个评价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控制搬迁后老校区土地资源利用率下降,建议明确完善老校区功能定位,进行资源优化重组,提高校区综合影响力。     

创新地理学的批判性思考——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创新

本文在对西方创新地理学的产生逻辑和进展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西方创新地理学置于新自由主义所驱动的“地方竞争”的发展背景下,过分强调地方的内生性特质对于地方竞争力的作用,在当前创新范式尺度上推的背景下面临理论重构的挑战。由此,本文试图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下的创新制度、跨空间尺度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创新系统发展和全球经济重组格局下的中国创新动态三个方面对中国创新地理学的理论潜力进行评述,提出因中国创新中地理多样性、政府调控性和外生驱导性共同决定了中国研究对当今创新地理学创新的意义。最后总结认为当前世界观需要将中国纳入中心体系,以便更好的审查创新所表现出的多尺度、多过程嵌套反馈的辩证地理过程。     

从习俗到制度:海洋渔业资源均衡方式的变迁

海洋渔业资源均衡表现了从习俗到制度化的方式转换。传统国家的间接治理,形成了依赖习俗的自治方式均衡海洋渔业资源。现代国家经过海洋社会的基层渗透,建立起与涉海人群的直接关联,以制度方式均衡海洋渔业资源。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测绘事业单位的必然选择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已成为重要课题,也是测绘事业单位的必然选择。     

Land-use change and socio-economic driving forces of rural settlement in China from 1996 to 2005

While urbaniza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has started de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expan- 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curbed. The questions of why this has happened and who has driven the land-use change （LUC） of rural settlement in China have aroused great interests among researchers. In this paper, it is suggested that population is not always a positive driving force for the LUC of rural settlement in China. Furthermore, socio-economic driving forces other than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re analyzed. On a national scale,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are the per-capita rural housing area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On a regional scal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in the eastern China are the house-building capacity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the per-capita rural housing area; while in the central China,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are rural housing investment, the proportion of primary industry employees in the rural working population,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For the western China,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are rural register popula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area.     

促进绿色建筑在中国的发展——美国和欧盟的经验借鉴

建筑是能源消耗大户,也是导致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是实现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当前,中国已经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以及通过信息工具——绿色建筑认证等制度措施来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但是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相关制度设计也不够成熟.美国以及欧盟在绿色建筑方面的立法与实践经验相对比较丰富.中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采取一些措施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如提高人们对绿色建筑的认识,设计出更多样化的激励工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