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高青县胥家村南遗址北朝至隋唐时期人群的生存压力分析

本研究从胥家村南遗址入手, 试图探讨我国古人群生存压力水平、不同生业模式下古人群的生存压力变化以及不同生存压力指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 选取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同时期18处遗址的古人群, 将这些人群的牙釉质发育不全、多孔性骨肥厚、眶顶板筛孔样变及骨膜炎4种生存压力指标的个体患病率进行对比研究及相关性检验。胥家村南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 该遗址共发现北朝至隋唐时期人骨22例。从生存压力水平上看, 该人群龋病、牙釉质发育不全、牙周炎、多孔性骨肥厚及骨膜炎的出现率分别为53.85%、76.92%、15.38%、20.00%、94.74%, 其中牙釉质发育不全与骨膜炎的患病率远高于同时期其他人群, 表明该人群承受着较大的生存压力, 属于营养健康状况较为低下的农业人群。经对比研究发现, 牙釉质发育不全患病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或许暗示着我国古人群的生存压力随着农业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大, 营养水平和健康状况逐渐下降; 多孔性骨肥厚及骨膜炎患病率随时代改变无明显变化; 眶顶板筛孔样变患病率随着时间推移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小。不同生业模式下的古人群多孔性骨肥厚及眶顶板筛孔样变患病率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说明或许饮食结构并非引发贫血的最主要原因。经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检验可知, 骨膜炎与贫血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而与牙釉质发育不全关系密切。

     

基于地理国情监测的唐帝陵文物保护研究

结合地理国情普查试点工作的技术和方法,以唐代14座帝陵（献陵、昭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建陵、崇陵、丰陵、景陵、光陵、端陵、贞陵、靖陵）为对象,详细阐述了陕西省唐帝陵文物保护监测生产过程中地理国情要素信息的提取方法,监测对比分析1956年前后与2013年前后唐帝陵周边地表覆盖变化情况,为实施陕西省唐帝陵等重点文物的保护提供依据。     

中国古诗词中的云雾雨雪

从云雾降水物理学的角度学习和分析了一些中国古诗词。内容有:1）分析和统计了唐诗300首和毛泽东诗词中用到云雾雨雪等字的百分比,其分别占总首数的45%和66%;2）列举和分析了描述自然过程、大气过程有云雨雪等字的诗(词)句;3）从现代科学观出发,分析了在一些古诗词中有关云、雨、霜、露等的理解,并作了一些评述;4）对古诗词中直接描述云、雾、雨、雪的内容进行了评论。       

从唐诗解读的开放性看“三化”翻译原则与实践的冲突

许渊冲在“三化”理论的指导下 ,充分利用唐诗解读的开放性特点 ,摆脱原诗形式的束缚 ,译文想象丰富 ,自然洒脱。但许译中不免有以形害意现象 ,有时不能再现作品原貌。     

“寒亭组”是山东唐宋时期两期洪水的产物——基于沭河沙带调查及光释光测年研究

对分布于临沂一带沂河与沭河沿岸沙带的展布形态与沉积层理进行研究,认为该沙带属于古洪水期滞留沉积物(SWD),并非以往认为的风沙成因(寒亭组)。为了获取滞留沉积物的形成年龄,采用光释光测年(OSL)方法,首次获得对应沉积物年龄为0.8ka,1.2ka,结合相关历史时段的洪水记录,综合分析后,认为该滞留沉积物记录了发生在唐宋时期的两次历史洪水。     

唐代正定古城址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与人类活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繁盛时期,也是正定古城开始形成并逐渐繁荣的时期。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唐代地层出露厚度较厚,存在多个连续的文化层,成为研究唐代正定地区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较理想地点。本研究基于AMS-¹⁴C测年与考古定年,通过孢粉分析,结合炭屑、粒度、植硅体,揭示了唐代正定古城址形成的环境背景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周边地区由于受人类活动影响较早,开发历史悠久,植被已受到破坏,使得本地植被总体上以草本植物为主,多高于80%,但不同阶段存在较大变化：1）唐代前期（680~760 A.D.）本地人口大量增加,人类活动强度显著增强,使得研究区在此阶段森林覆盖度大幅下降,乔木花粉含量明显降低,而草本植物花粉含量明显上升,特别是农作物（禾本科≥ 30 μm）花粉含量明显增加,同时粒度分析显示这一时期沉积物粒度最细,反映整体上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弱,沉积环境相对稳定,给正定古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代后期（760 A.D.之后）受战乱和人口迁移影响,本地人口大量减少,人类活动减弱,使植被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乔木花粉含量回升,伴人植物和农作物花粉含量降低,炭屑浓度也急剧下降,粒度方面砂含量明显增加,粒径变粗,表明水动力条件较强,可能有大规模洪水发生,给城镇发展带来影响。2）植硅体分析表明,农作物中粟相对含量最高,其次为黍,再次为麦,由此可见唐代时期正定地区粮食作物种植以粟为主,辅以黍和麦。

     

晚唐战乱背景下高骈的心态命运与诗歌创作

在与农民军的战斗中,高骈的心态表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效忠朝廷,积极镇压;第二,等待观望,握兵自保;第三,背叛朝廷,割据称雄。前期,他不断被加官晋爵,位高权重;后期,他权柄既失,众叛亲离,最后被部下斩首。高骈在晚唐农民战争中的心态表现与命运,既与他的思想、地位等主观因素有关,也与晚唐社会和农民战争的现实等客观因素相关,颇具典型意义。高骈流传下来的诗虽然不多,但内容却相当丰富,不仅反映了自身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而且表现了晚唐社会的一些重要史实,大体可分为遣兴言怀、边塞闺怨、酬赠送别、纪事写景、咏史怀古等几个方面。他的诗尤其是早年仕途顺达时创作的,多表现建功立业戍边报国的雄心社志,一些诗作还表现了对社会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但具有较浓的忠君恋阙思想,晚年失意时更多地表现饮酒作乐流连光景的消极情绪。高骈诗歌思想的复杂性与其人生行迹、心态命运的复杂性互为表里。在艺术形式上,他的50首诗多是近体尤以七言绝句居多,一些诗如有关边塞诗写得苍凉悲壮韵味悠长,不失盛唐之风;一些写景小诗则写得细致入微、清新可喜。     

永济渠渠首段流路复原

永济渠是隋唐时期北方地区一条重要的人工运河,对古代北方地区水运交通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有关其渠首段经流问题,至今仍存歧见。本文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及考古资料的梳理与分析,探讨了永济渠最初开凿时渠首段的具体位置及变迁过程,结果表明：①永济渠初开时,渠首段经流今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东北,具体流路自黄河入沁水,溯沁水西行,于白马沟村分沁水北行,至南石涧村折而东行,经北霍村、纪孟村、马范桥村、后董村、郇封村、纸坊村,于碑桥村附近入吴泽陂,经光沟水于合河镇入清水,东南接白沟;②渠首段运道因向西绕行过远,前后只经流了十数年,便于唐初弃用,并将运道起点改至淇门;③唐宋时期,为避开黄河对漕运的影响,政府采用广建漕仓、调节漕运等措施,推行水陆联运,以确保漕运的顺达。     

聚落型文化遗产整合保护空间网络构建研究--以陕西省汉唐帝陵群为例

构建联系而完整的遗产地空间体系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国际共识和国内实践需求,但既有研究主要聚焦线性文化遗产。鉴于此,针对聚落型文化遗产,结合研究的网络化转向,提出遗产网络空间组织模式及其构建路径和方法;以陕西省汉唐帝陵群为例,构建帝陵间交通和旅游网络关系矩阵,综合运用中心度指标、捷夫模式、凝聚子群分析、加权核密度估计、引力模型等方法,识别帝陵网络节点、集群、轴线,形成“点—群—轴—网”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汉唐帝陵网络节点分3个层级,其中7个一级节点与杜陵、桥陵、乾陵3个二级节点构成网络的核心节点。节点中心性主要受其结构位置影响,与其旅游利用程度也有关联。2)汉唐帝陵网络中存在3大派系、7个小团体以及基于此划分的乾县—礼泉—泾阳唐陵、泾阳—三原—富平唐陵、蒲城唐陵、咸阳原帝陵、西安东南台塬汉陵5大集群和汉云陵、汉太上皇陵、唐光陵3个相对孤立的节点。3)汉唐帝陵网络的轴线为“一弧、一纵、两横”,分两主两次,连接核心节点和集群,形成“十点辐射引领、五群协调发展、四轴串联带动”的整合保护空间网络结构。     

“潭蓬运河”的疏凿及地理位置考析

“潭蓬运河”又名“天威径”“仙人垅”等,是晚唐咸通年间由静海军节度使高骈疏凿的,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以南的江山半岛附近海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地理位置问题,至今尚有诸多疑点。论文基于历史文献等资料,深入考析“天威径”疏凿的历史背景、具体经过及其地理位置,对进一步明晰“天威径”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历史地理背景的考察,重新论证了“天威径”开凿的历史背景、具体经过和地理位置,研究表明：① “潭蓬运河”的位置应当是位于江山半岛南端的白龙尾以外海域之中,所谓“潭蓬运河”的开凿过程就是对白龙尾以南海域中礁石的疏凿;② “潭蓬运河”疏凿的目的在于为驻安南唐军提供持续稳定的后勤补给,疏凿的时间是在懿宗咸通九年;③ 本着尊重史实的原则,高骈疏凿的礁石之处应当命名为“天威径”,而半岛上的潭蓬古运河处,则应改名为“天威径石刻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