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背景下海南东寨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评估

鉴于红树林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台风事件有高度敏感性,应用1980—2018年的海洋大气观测资料和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海口东寨港地区的海平面、温度和台风最大风速的变化特征,并基于IPCC气候变化综合风险的理论框架,构建了"暴露度-敏感性-适应性"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估算方法,评估了海平面上升和台风事件背景下东寨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主要特征。结果显示:①东寨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致灾影响因子主要为该地区沿海海平面的快速上升,其上升速率可达4. 6 mm/a,远高于全球和中国沿海平均值;其次为1993年之前和2006年之后,在海口地区250 km范围内出现的热带气旋或台风事件;②东寨港红树林脆弱性指数的平均值为0. 31,属于中度脆弱等级,其中三江片区的红树林脆弱性相对最高,演丰片区最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较好地反映出海平面快速上升和热带气旋或台风影响下红树林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特征。     

区域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从概念界定与目标定位入手,以气候变化和系统结构要素为分析框架,建立了包括敏感性、暴露性和适应性等三类指标要素和本底脆弱性、潜在脆弱性和现实脆弱性等三个评价层次的区域脆弱性评价系统,并以南方丘陵地区为例,针对泥石流、滑坡、干旱与洪涝等区域自然灾害,构建了水土流失敏感区的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作者认为,区域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主要是针对全球气候变化扰动下与自然灾害有关的脆弱性,敏感性与易损性是其脆弱性的本质属性,敏感性、暴露性和适应性是脆弱性的系统要素。自然灾害频率指标可以作为反映灾害空间集聚性的区位暴露性指标,现实灾害度可以提供脆弱性评价因子厘定、指标权重确定、模型建立与阈值分析的结果验证。     

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的发展过程与评价现状及研究前景

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纯考虑内因到综合考虑内外因,由分以趋同的不断丰富、完善与发展的过程。评价方法由应用图件定性描述发展到应用模型定量表达。本文指出了目前地下水脆弱性评价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指出应用灰色系统理论、模糊数学理论、ＡＨＰ与ＧＩＳ技术进行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将是地下水脆弱性研究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中国冰冻圈变化的适应研究：进展与展望

冰冻圈变化的适应研究是冰冻圈科学领域的新兴研究方向,是当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跨学科集成研究的典型代表。起步于2007年的中国冰冻圈变化适应研究,经历了早期的探索,研究重点由评价脆弱性发展为量化冰冻圈变化的影响,形成以影响/风险—脆弱性—适应全链条的完善的研究体系,研究方法突破传统的指标体系赋权法的不足,初步实现了定量化,有机结合影响/风险、脆弱性、适应三方面的研究结果,使冰冻圈变化的适应措施由偏重宏观性、普适性开始转向更有针对性。未来中国冰冻圈变化的适应研究应拓展、完善和深化现有的理论体系,构建冰冻圈与社会经济耦合模型,科学量化冰冻圈全要素变化的影响,建立不同利益相关者与科学家共同参与的研究新模式,科学有效应对与适应冰冻圈变化及其影响。     

国家地缘脆弱性探索——缅甸案例及对中国地缘战略启示

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剧烈变动中,并对缅甸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及地缘脆弱性产生深刻影响。缅甸所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日益成为世界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博弈前沿和焦点。系统研究缅甸国家地缘脆弱性,对于中国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及周边地缘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学科理论,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从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地缘脆弱性研究框架,系统探索了缅甸典型的国家地缘脆弱性特征。资源环境禀赋、内部地域结构等引致的经济政治体系、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是缅甸脆弱性的本底特征,而缅甸与中国的地缘关系及决策则从根本上影响其地缘战略位态。缅甸地缘政治脆弱性及其与中国的相互依赖使之成为西方“U型封堵大陆战略”的薄弱点和今后角逐的着力点,也是中国解围破局重要的地缘战略出口。近期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大力加强中缅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友好关系。     

基于计点系统模型的地下水水量脆弱性评价

根据德阳市城市规划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含水层厚度、富水性、给水度、降水入渗系数、地下水资源可开采模数等能充分反应研究区地下水系统特征的5个指标,建立地下水水量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专家评分法获取评价指标权重体系,并用计点系统模型及GIS技术进行研究区地下水水量脆弱性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地下水水量脆弱性较高和高的分布面积约占全区面积的29.7%,地下水水量保护管理形势较为严峻;发现地下水水量脆弱性在地下水补给区相对较低、在排泄区相对较高。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评估

脆弱性评估为脆弱性地区农户摆脱贫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青藏高原东部样带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了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利用11个乡镇的879户农牧民样本数据,开展了不同地带生计脆弱性评估。该指标体系反映了农牧民面临的主要风险,其生计资产,以及农牧民和政府应对风险的措施。结果表明:高原区农牧民生计脆弱性程度高于山原区和高山峡谷区。高原区的满掌乡最为脆弱,即便有政府的帮助,农牧民也不能应对风险。脆弱性程度高的山原区上部和高原区,处于不能适应的边缘,如不采取措施,当地牧民将不能应对气候变化、草地退化、药材退化等多种风险。导致该区牧民生计脆弱的原因既有各种风险的冲击,也因牧民自身生计资产和适应能力的不足。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下部的乡镇,农牧民能有效地应对风险,需进一步拓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渠道。因此,高原区和山原区上部的纯牧区是脆弱区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强农牧民的适应能力。政府的救助措施应从改善自然资产转变到改善人力资产和金融资产,如技能培训、实行医保和畜病防治全覆盖、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在黑土滩区全面实行退牧还草、对退化草场进行治理和恢复。     

哈大齐工业走廊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脆弱性视角的研究

采用聚类分析与方差分析相结合并借助碎石图的方法,并结合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特点,建立了包括经济和环境两大系统的一整套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脆弱性评价模型及分级标准,并对哈大齐三个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该指标体系构建方法较好的解决了指标在选取时的信息重叠和筛选后的指标存在片面性的问题;(2)哈大齐三个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综合脆弱性总体上随着城市的发展由重度脆弱逐渐过渡到轻度脆弱状态,且经济系统脆弱性基本好于环境系统脆弱性;(3)2007年,制约哈尔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脆弱性主要是环境治理指数,制约大庆和齐齐哈尔的主要是环境污染指数。     

自然遗产地生态脆弱性分析与评价——以托木尔区域为例

以托木尔区域为研究区,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结合生态环境特征,选取分离度、分维数倒数、破碎度、植被覆盖指数和土壤侵蚀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探讨各景观类型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的空间分异规律,并依据生态环境的脆弱度等级结果进行区划。结果表明：（1）依据研究区海拔、坡度值划定地貌特征区,包括极高山、高山边缘区,南北部中山区,红层地貌区和南北部低山丘陵区;（2）建设用地的分离度最大,各景观类型的分维数倒数值差别不大,低覆盖度草地破碎度、景观类型脆弱度最大;（3）托木尔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空间表现为“北低南高”的趋势,自然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高脆弱度区域（7～9级）的主导干扰因素;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于生态环境中脆弱度区域（4～6级）;影响低脆弱度区域（1～3级）生态环境脆弱度的主要因素是人类活动;（5）根据研究区内生态环境脆弱度值,结合当地自然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研究区可划分为保护区、限制开发区和可开发区,并对其实施差别化的政策管理与保护措施。     

基于脆弱性视角的中国高铁城市网络韧性研究

基于中国高铁城市间列车流动数据构建高铁城市网络,利用脆弱性视角对中国高铁城市网络韧性进行研究,并探讨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武汉和湖北封城状态的网络韧性及城市响应,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高铁城市网络发育程度有待提高,城市网络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性和层级性特征明显。② 城市网络核心节点地位突出,控制能力强,关联效应显著,城市网络具有较强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但网络韧性受关键节点影响显著。③ 蓄意攻击相比随机攻击能显著降低城市网络韧性,但在核心网络未遭受严重打击状态下,整体网络仍能保持较高的运转效率。④ 中国高铁城市核心网络保留了城市网络的主要运行特征,东高西低的网络发育特征明显,京广和京沪高铁是核心网络中交往最为频繁的通道。⑤ 武汉和湖北封城对中国高铁城市网络韧性总体影响较小,但对城市节点影响明显,总体上受到城市行政等级、交通运输干线和地理空间距离等因素影响,区域封锁状态下随着核心-边缘结构的调整,城市将提升自我核心度以弥补封锁区域核心地位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