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机制探索——以西安市南郊大学城康杜村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因其在社会、经济、景观等方面的过渡性、多样性和动态性,从而得到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生态学及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学者的关注。本文重点研究城市化近域推进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城乡聚落的消长规律,探讨保留村落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在综述半城市化地区和乡村聚落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以西安市南郊大学城康杜村为例,综合运用遥感影像解译、野外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其近15年来的聚落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康杜村在2001-2015年间共经历了4次建房高峰和2次显著的就业变迁,绝大多数原住民的房屋租赁始于2006年;原住民的就业变迁时间与主要的城市化时间节点高度一致;就业变迁与建房高峰之间呈现出“刺激—反馈”的系统演化特征。城市化近域推进的外部驱动和村庄原居民的自我调适是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动力。     

论乡村聚落转型

在人类聚居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土地利用转型等理论基础上,从物质-社会空间耦合的视角阐释乡村聚落转型的概念内涵及其表征要素,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乡村聚落空间从同质同构转向异质异构的基本特征,剖析外缘拉力、内生推力和系统突变力综合作用下的乡村聚落转型驱动机制,设计乡村振兴目标导向下乡村聚落转型分区、分类、分模式的路径体系。研究认为,乡村聚落转型应该调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协同演进,着力提升乡村聚落的内生动力和应对外界干扰抵御、适应和转型的能力,分类、有序的推进乡村聚落多元化发展并驱动乡村振兴。     

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与人地关系

通过聚落环境选择重审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并提出重点环境整治地区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对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过程的研究,提出流域内聚落环境选择存在首选地与次属地的区别,从高程与地貌两项因素来看,400~600m等高区的坡地属于首选地,这里不仅是历次农业垦殖期人口主要迁入地,也是人类活动持续期较长的地带;400~600m等高区以外的区域多属次属地,二次移民是次属地农业垦殖的开端,这样的人口迁移现象在清代光绪年间后最为突出。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垦殖是以草地转为农田为主的环境变化过程,由于首选地与次属地之间的环境差异,次属地的农业开垦对环境带来的扰动更大,这里不仅成为环境问题的焦点,也是需要进行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     

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演化特征及其机制

以锡林郭勒牧区（9旗市）145个规模以上聚落为研究客体,采用全国5次（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2015年调查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空间统计技术等方法,对研究区聚落体系的结构形态、规模等级、时空演变特征及机制进行分析。结构形态的动态特征表明,一定程度的外在作用力对地理环境基底均衡性产生影响,进而将对Christaller景观产生重大影响;规模等级的动态特征在不同时期遵循严格的规模-位序法则;50 a间,聚落规模总体变化速率基本与历史上的“大事件”一一对应。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演化特征及其机制表明,经典的中心地体系在典型牧区依然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而当前对中心地体系影响深刻的信息化、网络化等因素在牧区未产生显著影响。另外,促使聚落体系演变的驱动因素以外因为主,内生动力不足为其主要特征。总体认为,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对蒙古高原人地关系系统的调控与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聚落的形成”一课学习方案

对本节课内容的学习要以人地关系为主线，紧紧围绕“聚落的形成和分布”来展开：聚落是人们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是人类适应和利用地理环境的产物，它最真实、最鲜明地反映了人地关系。一方面人类活动影响地理环境，表现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分散的乡村聚落，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集中的城市聚落；另一方面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活动，表现在集镇和城市绝大部分分布在河流附近，特别是大城市都分布在大河的冲积平原上，而河流的多少，河网的疏密又直接影响到村落的形态和大小。在学习中可以通过阅读论，观看录相，分析图表等来加深对城市和乡村这两类聚落形成原理的认识，同时还可联系当地的城市和乡村的情况进行分析，增加其感性认识。     

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规模等级

选取遗址面积、文化层厚度、重要遗物、重要遗迹4 个变量, 利用SOFM网络对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 个阶段分别进行聚类分析, 以此对区域不同时期早期聚落的规模等级进行划分, 其中裴李岗时期聚落划分为2 个级别, 仰韶、龙山时期聚落均划分为3 个级别, 夏商时期聚落划分为4 个级别。结果表明, 裴李岗时期区域聚落等级规模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大致在距今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 区域聚落规模等级出现分异, 这种分异在龙山时期得以延续, 并于夏商时期最终形成。此外, 规模等级划分结果还对于特定时期文化面貌的区域差异有所反映, 具体表现在裴李岗时期3 个区域所属的不同文化系统与夏、商文化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规模等级研究发现, SOFM网络具有的邻近单元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特征可以降低遗址面积不准确性对于分类结果的影响, 非常适合于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的划分。     

环嵩山地区9000-3000aBP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的关系

利用GIS叠置分析与统计分析,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四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 聚落分布特征与区域构造及地貌的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存在密切的关系,构造活动深刻影响着区域地形的高低起伏与地势的陡峭和缓,而早期聚落选址对于平坦地形的偏好使得聚落分布时空特征形成过程中与区域构造密切相关。由于主要受正断层控制,环嵩山地区东部华北坳陷与嵩箕台隆地带呈整体抬升与下降特征,区域发育有大量断块山地丘陵、断陷盆地、平原等地势平坦的地貌单元,大量早期聚落分布于这一区域,甚至一些海拔较高、顶部平坦的山地、丘陵顶部也有早期聚落分布。而边缘地带的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区域,由于多为褶皱控制的褶皱构造山地,区域平坦地形较少,早期聚落则分布较少。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关系研究表明,早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环境起到基础性作用,其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不同自然条件的多种舞台。而人类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其通常依据自身的文化特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自然环境栖息、生活。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中国山区面积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促进山区可持续发展,是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山区乡村聚落作为山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核心空间单元,是中国乡村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论文基于文献回溯和归纳总结的方法,在对中国山区发展概况、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明晰了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概念内涵、重构思路和方法,总结了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典型模式与调控策略;认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存在着主体多重、目标多元、模式多样等典型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空间优化重组过程。新时代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应加强以下5个方面的研究：① 山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作用机理与模式;② 土地利用转型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作用机制;③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影响;④ 新兴业态发展与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交互作用关系;⑤ 大数据时代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方法革新。通过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驱动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实证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理论,以期促进中国山区可持续发展和助推现代化实现进程。     

基于教师PCK的中学地理教学——以初中地理“聚落”一课为例

正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学科教学知识,简称PCK)一词始于1986年美国舒尔曼教授的报告,报告中将其定义为"教师个人教学经验、教师学科内容知识和教育学知识的特殊整合",是"教师最有用的知识代表形式"。他认为,PCK是教师在真实教学情境中,将特定教学内容高效地传授给特定学生的知识。这种知识有别于纯粹的学科知识和一般的教学法知识,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模式演变——以无锡市惠山区为例

基于空间形态与功能结构视角,运用空间分析和参与式评估方法,利用聚落用地现状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分析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变特征,总结不同类型村域聚落用地演变模式,从制度变迁视角讨论演变机制与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980年代以来聚落用地增长近1倍,扩张强度先增后减,呈倒“U”型变化,但集聚分布的格局并未改变;工业、旅游住宿、商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快速增长,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逐步转向居住—工业—旅游—商服多元复合型的用地模式。工业和旅游村聚落用地呈“飞地状”拓展,用地功能多元化、形态规则化,农业村聚落延续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和传统形态。制度变迁引导了乡村功能分异,加速了聚落用地类型及功能多样化,可以因地制宜采用“工业城镇、旅游小镇和柔性集中居住”等模式引导聚落用地布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