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移地震叠前同时反演关键技术及其在D气田开发中的应用

为消除时移地震数据间由地震采集和处理等因素引起的差异,突出与油气藏内部流体变化有关的时移差异,需要对时移地震数据的监测测线与原始测线数据进行一致性处理。在时移地震数据互均衡处理、时差校正和分角度子波提取的基础上,对D气田时移地震的多个限角叠加地震数据进行叠前同时反演,得到纵波波阻抗、横波波阻抗、纵横波速度比和密度等属性的时移差异数据。反演的时移差异属性对D气田的开发动用区块表现清晰,能够进行气藏模型优化,预测剩余储量分布,对D气田的二次开发具有指导意义。     

创意再生视域宁波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

绅士化成为全球各类城市更新的核心现象,受地理、城市和规划等学科关注。以宁波和丰创意广场形成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借助扎根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构建和验证涵盖空间生产、推拉模式和创意集群孕育在内的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生成和丰创意广场的创意修复过程呈现典型绅士化现象,且该现象具有高端写字楼主导的开放性和多元景观特征,入园企业私营化、生产要素创意化和生产关系外向化的业态特征以及年轻化、情怀化、创意化和服务化的群体特征;② 和丰绅士化现象是老工业区以推拉方式形成的社会空间置换,权力、资本和创意联结而成的再生产关系主导空间实践;建筑规划师和创意阶层主导的物质性空间营造和创意实践形成空间表征;空间表征推动创意集群内生发展和演化,催化了基于文化、理想和情感体验的文化共识和身份认同,升华为表征性空间,形成了“地方元素的感性认可→资本要素和关系力量的理性约束→地方元素、资本要素和关系力量协同→关系力量的反馈”逻辑路径,激活了老工业区空间演化。③ 和丰创意集群育成取决于文化氛围、办公环境、经济区位、政府政策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要素相互作用。     

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信息化将重塑区域间旅游产业的互动和关联。既有研究虽然对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之关系有所探讨,但多数研究忽视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因而难以准确测量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贡献。采用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关联的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 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传统的计量模型因未考虑个体间的空间交互作用而误估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产出弹性;② 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单纯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一定能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过度的规模竞争反而会陷入“索洛生产率悖论”;而信息技术消费的提升虽有助于正向的空间溢出,但其空间重构的潜力仍有待释放;③ 固定资产投入、劳动力和旅游接待规模等都是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多维要素,但在信息化的交互影响下,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溢出均不明显,而资源禀赋、环境质量、服务经济占比和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外溢效应。     

基于GIS与地理探测器的岩溶槽谷石漠化空间分布及驱动因素分析

岩溶区土地石漠化已成为中国西部继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后的第三大生态问题,近年来岩溶槽谷区石漠化表现出增加趋势。通过获取槽谷区石漠化、岩性、坡度、海拔、降雨量、土地利用、人口密度和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等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了岩溶槽谷区石漠化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子。主要结论为：① 岩溶槽谷区总石漠化面积为21323.7 km ²,占研究区土地面积的8.3%,其中轻度、中度和重度石漠化面积分别是11894.8 km ²、8615.8 km ²和813.1 km ²,分别占石漠化面积的55.8%、40.4%和3.8%;② 从石漠化的空间分布来看,槽谷区石漠化主要发生在连续性灰岩中,轻度、中度和重度石漠化面积分别为占槽谷区相应石漠化类型面积的22.1%、22.4%和1.9%;槽谷区石漠化主要发生在15°~25°的坡度范围,轻度、中度和重度石漠化面积分别为占槽谷区相应石漠化类型面积的27.1%、18.2%和2.3%;从海拔来看,主要分布于400~800 m范围内,轻度、中度和重度石漠化面积分别为占槽谷区相应石漠化类型面积的24.9%、18.4%和0.2%;从土地利用类型来看,主要发生于山地旱地中;从人口密度来看,集中分布于100~200人/km ²中;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来看,集中分布于25亿~50亿元中;③ 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器揭示了岩性（q = 0.58）、土地利用（q = 0.48）和坡度（q = 0.42）3个因子是槽谷区石漠化形成的主要驱动因子,交互式探测器进一步揭示了岩性与土地利用类型（q = 0.85）、坡度与土地利用类型的组合（q = 0.75）共同驱动槽谷区石漠化的形成。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雾霾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

以中国342个市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998-2016年雾霾与中国城市旅游流的空间关联特征,分析了雾霾对旅游流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雾霾PM_2.5与城市旅游流有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在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地形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的空间耦合性;雾霾与城市旅游流（含国内和入境旅游流）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特征,雾霾污染对旅游流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效应;雾霾对旅游流的抑制区域在不断扩大,H-L型城市数量的增加、L-H型集聚区的片状扩张和华北、华中地区的L-H型集聚的“空心化”现象均表明旅游流具有低雾霾指向性;雾霾污染与旅游流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经典的EKC假说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同样适用,且雾霾污染的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入境旅游方面;雾霾和旅游流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将雾霾治理同经济发展、对外联系、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交通建设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为旅游发展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国际、国内旅游健康、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2001-2015年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的时空格局

基于MODIS-NDVI和气温、降水数据,使用基于变异系数的人为影响模型定量计算了2001-2015年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辅以趋势分析、Hurst指数等方法探讨了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的时空变化特征及未来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2001-2015年,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由南向北空间分异愈发明显,年均值为-0.0102,植被覆盖在人类活动影响下轻微减少,负影响面积占51.59%,略大于正影响面积。② 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年际变化特征明显,整体呈负影响波动减少趋势,降速为0.5%/10a,其中正影响、负影响均呈增大趋势,正影响增速（0.3%/10a）远大于负影响（0.02%/10a）。③ 2001-2015年间,中国植被覆盖人为正影响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负影响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东北部植被覆盖在人为影响下不断改善,西南部人类活动对植被破坏程度不断增大。④ 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主要呈负影响减少和正影响增大趋势,面积占比分别为28.14%和25.21%,生态环境趋于改善。⑤ Hurst指数分析表明,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未来演变趋势的反向特征强于正向特征,主要呈人为负影响先减少后增大趋势,面积占比15.59%。     

1978年以来广州市居民职住地选择行为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重塑了个体日常时空行为及其在生命过程中的活动轨迹,但鲜有文献解析长时间序列下不同代际群体对职住政策调整做出的响应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时间地理学视角与代际差异理论,将广州市微观个体职住地变动历程与代际问题相结合,利用问卷调查分析1988年和1998年居民职住制度改革前后,不同代际居民职住地变迁行为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性差异。结果发现：① 在居住地和就业地变迁方向方面,各代际居民住房迁出地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就业地变迁围绕两个城市中心,形成由老城核心地域向内城、近郊扩散的变迁过程。② 职住地距离变化方面,居民平均职住距离由1988年之前的4.91 km增至1998年之后的6.46 km,20世纪90年代出生居民（简称90后,下同）的职住分离度大于其他群体。③ 在职住地变迁率方面,住房商品化和就业社会化极大地增加了居民职住地选择自由度,60后和70后在1998年之后的迁居率分别为113.16%与112.33%,就业地变迁率分别为148.68%与197.26%,二者都远高于住房改革前的比例。④ 驻留时长方面,职住自由化使得驻留时长明显缩短。60后变化最为明显,该群体在一个居住地的居住时长由1988年以前的14.43年缩至1998年以后的5.43年,就业地驻留时长由12.43年降至3.95年;80后与90后在1998年以后的职住地驻留时长明显较短,70后相对较长。⑤ 能力、组合及权威制约中的房价、婚姻状况、学历、福利分房及下岗等因素对职住地变迁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因子女上学及同事关系等组合制约对就业地变迁无显著群体差别。     

1976-2016年青藏高原地区通达性空间格局演变

青藏高原地区是地球上最独特的地理—生态—人口—交通单元,区域内交通网络的发展特征及规律是人地关系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分析1976-2016年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演化特征,并以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为节点,采用网络分析的时间距离计算模型探讨其通达性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 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复杂性、区域连通性增强,初步形成格状交通网络;② 青藏高原地区中心城市、县城之间的平均最短通达时间已极大缩短至11.89 h、18.84 h,呈自东向西逐渐增大的空间格局,时空收敛效应显著,通达性变化程度与其初始值有关;③ 中心城市为该地区的发展极,其与周围城市通达状况有极大提高,可达时间平均值下降到16.49 h;④ 中心城市和县城交通圈演变过程一致,青藏高原地区各地到最近城市、县城的通达时间不断缩小,沿重要交通干线已形成中心城市4 h、县城2 h短时交通圈连片分布格局,湟水河谷地、一江两河地区逐渐形成交通廊道,乡镇对外交通联系得到改善。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机理——以杭州市为例

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对城市空间扩展产生了新的需求,撤县（市）设区是中国城市市辖区实现扩容提质的主要手段之一。以杭州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后杭州城区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通过撤县（市）设区,杭州城区的建设用地东扩趋势明显,萧山和余杭两区的建设用地新增面积和扩展速度均高于平均水平,且两地建设用地空间存在多中心集聚特征,成为新一轮的杭州建设用地扩展高密度区,城市功能不断凸显。总体来看,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通过引导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实现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向新设市辖区的转移和集聚,提供城市空间扩展的载体。撤县（市）设区后需要通过后续的城市规划修编、土地性质和权限调整、生产要素集聚与空间重组等路径,对城市空间扩张与空间演变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视角

城市网络关联格局影响因素的测度及其作用机理的解析是建立城市网络理论模型的关键环节。基于2017年中国电子信息100强企业网络视角构建城市网络,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定量测度了中国城市网络的影响因素,解析了城市网络生长发育的微观过程,并探索性的提出了理解中国城市网络发育机理的概念框架。研究发现：偏好依附效应和接收者（GDP）效应构成了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格局的微观基础,中国城市网络生长发育表现为择优选择的地理过程;互惠性链接深刻影响着城市间的关系格局,网络闭合机制逐步成为城市间链接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距离对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约束作用并不明显,城市网络表现出在“流动空间”中生长发育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