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地籍管理信息化建设若干问题浅析

开展城镇地籍管理信息化建设首先要处理好地籍信息系统开发与地籍调查测绘建库的关系,即软件开发与数据建库的关系。两者从理论上看应该是一致的、一体的,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却常常相互割裂,没有统一起来。造成的后果是：地籍调查测绘形成的数据不能很好地为软件系统所用,造成财力、人力等的浪费;软件系统不能很好地更新地籍调查测绘的数据,形成不了现势、全覆盖的地籍数据,导致系统与数据“两张皮”,     

山东省国土厅厅长徐景颜到文登考察

2008年6月19-20日,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一行赴文登调研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并深入到大水泊镇、经济开发区和龙山街道办事处的部分挂钩试点项目拆旧复垦现场调查研究,考察了南海、文登学公园。     

统筹城乡发展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有待加强和完善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产生的不是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的效果,而是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同步增长的弊病,致使耕地总量急剧下降.     

浅谈我省城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对策

近年来,随着我省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过多占用耕地、土地资源集约化水平低、城镇用地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土资源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道路,成为保证经济建设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CASS7.0在城镇地籍更新调查中的应用

一、前言 为了科学准确地掌握城镇土地利用状况,加强国土资源管理,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更好地为经济宏观调控、政府决策和制定有关规划、计划,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服务,从2007年起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城镇地籍更新调查的工作。城镇地籍更新调查可采用的地籍测量方法是：①航空摄影测量法;②全野外数字测量法;     

浅谈CASS7．0中新旧地类的转换

第二次全国士地调查采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对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中城镇用地及农村用地等三大类15个二级类71个三级类进行了调整、合并与区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采用二级分类体系：一级类12个,二级类57个。对一调中的商服、工矿仓储、公共设施、公共建筑、住宅和特殊用地6个二级类和交通运输用地中的三级类街巷用地合并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并作为二级类划分。     

京津冀城市用地形态的双分形特征及其演化

区域城乡一体化的标志之一是城镇体系结构的一体化,这个过程可以从标度的角度进行描述和评价。分形是标度分析的重要方法,地理空间无尺度分布特征的典型参数是分维。论文以京津冀城镇体系为例,利用遥感图像的解译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开展分形分析、位序-规模分布分析和异速标度分析,用以解释1995—2013年间京津冀城镇体系演化的过程。结果表明,京津冀城镇体系及其演化的特征有：①京津冀空间结构和位序-规模分布都表现为自仿射双分形结构;②京津冀区域的城市人口-城区面积异速标度退化为假线性关系;③随着城镇体系的演化,自仿射的双分形结构逐步向自相似分形结构演化。由此得出结论：其一,京津冀城镇体系存在结构性的不协调因素。其空间结构和等级结构具有二元化特征,但演化方向却呈现内在结构一体化的显著趋势。其二,大城市用地不够集约。城市边缘区的无序扩张导致土地利用铺张浪费。地方政府和规划专家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城镇体系演化的这种特征和趋势制定管理措施和优化规划方案。     

基于灯光数据的京津冀城市多标度异速分析

城镇体系的时空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动力学过程,具有无尺度性,其特征可以采用异速标度指数定量描述。论文以京津冀为例,基于1992—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的校正结果,提取城镇夜间灯光信息,采用多标度异速分析方法,分析京津冀城镇体系的相对发展特征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①京津冀大城市的增长空间局限日益显著。虽然大城市如京津唐的绝对发展水平高,但接近环境承载量的极限,22 a间增长快速的是大城市交接地带的小城市(如三河、迁安、廊坊等)。②相对增长速度快的城市从东北到西南呈现带状分布——政府选择发展的“雄安新区”就在这个轴带上。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京津冀城市演化的趋势相对均衡化,空间结构异质性逐步减弱,整个城镇体系的发展趋于相对平衡状态;其二,大、小城市“两极”贯通或许是增强城镇体系功能的有效途径。京津冀的空间格局优化不能仅仅考虑主要的、规模大的中心城市,而应该基于等级结构协调整个城镇网络体系。     

300 BC-1900 AD无定河流域城镇时空格局演变

通过分析和整理从战国中晚期（约300 BC）至清末（约1900 AD）无定河流域历代县级及以上城址的位置、兴废年代数据,结合行政区划沿革、经济社会发展、政权更迭等资料,分析流域城镇格局的时空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 受气候周期性波动影响,无定河流域城镇的兴起与衰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城镇几何中心的移动轨迹具有明显的“西北—东南”向潮汐性运动特征;② 城址存续年限普遍较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流域内曾存在过4个阶段性中心城镇,中心城镇移动的方向和过程与城镇几何中心的潮汐性移动过程趋势一致;③ 流域城镇空间格局可分为3种类型,即秦汉与隋唐时期的沿河流谷地分布,宋、明两代的沿边境线与长城分布,以及元、清两代集中于流域下游分布。流域城镇未来的发展布局应重视气候变化对城镇分布的长期影响,关注区域环境的脆弱性,合理安排城镇体系发展规模与布局。     

近六百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格局演变分析

基于历史文献、古地图和现代遥感数据,引入历史学古代城镇形态复原方法,复原（提取）明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113座城镇7个时间断面（1461年、1820年、1930年、1970年、1980年、2000年和2010年）下的城镇边界,采用扩张速率、扩张效率、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了近六百年来区域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取得以下研究结果：\mathrm{①}研究时段内,区内城镇用地总规模由205.98 km²增加到6442.19 km²,扩大了31.27倍;城镇扩张经历了萌芽阶段（明清时期）、起步阶段（民国至改革开放前夕）、成长阶段（改革开放至2000年）和加速阶段（2000—2010年）,城镇扩张速率不断加快,但扩张效率有待提升;\mathrm{②}在城镇等级规模空间格局上,明清时期南京与苏州为区内的一级城镇,民国后,上海逐渐取代其地位,从五级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核心城镇,四级以上城镇主要集中在长江干流沿岸和太湖流域,五级以下城镇大多集中在安徽;城镇体系呈首位型分布,城镇首位度较高,且改革开放后的城镇首位度较明清与民国时期要高,不同等级规模城镇之间差距扩大,大城镇优势较强。近30年,长江沿岸城镇发展加速,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