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尺度土地利用调蓄视角的雨洪管理探析

发达国家雨洪管理焦点历经管网设计、不透水面阈值控制、低影响开发及土地利用管理等过程,呈现"多尺度多视角衔接"趋势。本文聚焦太湖流域土地利用调蓄功能变化机制及管理应用,揭示了1985-2015年来建设占用耕地是调蓄功能降低的主要原因;发现基于小流域的调蓄功能变化与建设用地强度整体低关联,但局部高相关,高相关的地区位于大城市或某些乡镇周边的建设增长热区,而这些热区的建设用地与调蓄空间规模较大且接触机会更多,是开发之前调蓄空间保护、开发控制以及开发之后综合管理等3个土地利用调蓄目标因子协调不当的结果;最后提出流域尺度土地利用调蓄视角的雨洪管理"345"模式,即以3个目标因子和5类控制要素为基础,实施土地利用调蓄创建、防御、拓展与保护等4类差别化战略模式,从更大尺度认识老城区和新区的雨洪关联,拓展海绵城市建设的本土认知和视野。     

西安城市CBD体系发展演进的特征与趋势

基于土地交易、基本产业单位普查、商务办公楼宇开发、规模以上商场发展等多方面资料,以当代CBD演进基本规律及基本理论为借鉴和索引,并以西安市为实证案例对当代中国城市CBD体系发展演进的一些典型现象、特征及其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传统市中心区正在经历以总功能类型减少而商业服务功能突出强化为基本特征的功能“纯化”;生产者服务业集中的商务中心显著离心漂移、而零售商业中心则相对稳定,因而城市商务与商业中心趋于空间分离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崛起成为西安市的中央商务区(主CBD);在整个西安中心城市层面,一个“双极多核”的CBD体系正在发育形成。     

新城市病与三大认识误区（外一篇）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科学发展是一个过程。这要求我们在走向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破解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城市发展层面看,到2010年,全世界将有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我国城市发展方式存在以下三大"认识误区"。     

“共有产权房”：有望圆夹心层的“安居梦”

中国有浓重的家庭观念,这让房子在国人眼中意义特别重大。无论在一座城市生活了多久,只有在这个城市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似乎才在这个城市生了“根”。蜗居、蚁族、胶囊公寓……这些新生词,无一不透露着人们对房子的向往。而在城市,尤其是人口聚集的大城市,长期高涨的房价又让不少人黯然神伤。     

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

以2008年全国5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为样本,分析了1990-2008年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在形状指数、空间紧凑度和空间破碎度方面的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形态趋向带状特征,形状率和圆形率指数均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西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城市;2)空间紧凑度下降,面积-周长紧凑度和面积-轴线紧凑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西部地区的城市;3)空间破碎度趋于增强,分形维数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最大的是西南和东南部地区的城市;4)影响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变化的因素主要有城市规模的扩大、新型城市空间要素的出现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     

农地城市流转决策优化研究

农地保护与城市发展被认为是一对矛盾。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应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以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而现行决策的片面性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农地的盲目流失,直接影响到我国土地资源的后续利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等。文章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通过对农地城市流转的选择价值和外部性的分析及评价,优化了农地城市流转决策。     

南粤古驿道红色寻踪——基于《寻乌调查》的历史地理分析

基于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寻乌调查》,利用历史地图资料,结合当前遥感影像数据、道路地名信息及相关历史资料等,运用GIS技术对历史资料进行还原处理,从交通区位、经济地理与区域文化等方面,对20世纪30年代寻乌与南粤的区域历史地理关系进行研究：1）还原并佐证了《寻乌调查》描述的区域交通系统,梳理出寻乌与南粤区域水陆交通网络及交通运输的基本特征,寻乌典型的边区区位与自然地理等条件,成就了其联系南粤的交通枢纽功能。2）寻乌与南粤的区域经济地理关系具有典型的“盐上米下”特征;寻乌在区域贸易流通中承担着中转站的功能,但边区市集发展程度较低,寻乌的社会经济深受以梅县为腹地的南粤地区发展的影响。3）南粤革命力量对中央苏区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红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理解寻乌与南粤的区域历史地理关系,既对当前的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具较强的指导作用,也为当前的南粤古驿道活化和开发提供了一条“寻乌调查红色之旅”路线。     

昆明城市气候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以昆明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城市西南-东北剖线的实测资料比较研究，从气温、水汽压、相对湿度、风速、风向等方面分析了昆明城市气候特征、变化规律及城市热岛效应。研究表明：在昆明存在热岛效应，以夜间最为明显，其最强度效应可达5.0℃，出现时刻（3时）与国内外多数研究结果（傍晚）有所不同；昆明城市昼间呈现明显的干岛效应。所得结论可为探讨昆明城市气候特片和形成机制，城市环境污染防治及建筑规划、设计等提供依据。     

历史时期流域生态安全探研——以汾河上游为例

本文选择了位于生态脆弱区的汾河上游为研究区域,运用"系列横剖面"、"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等方法,对历史时期流域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索。研究表明:与历史时期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人类对环境的干预及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力较低,故历史时期流域生态安全也存在波动变化;研究历史时期生态脆弱地带的流域生态安全,人口数量、耕地数量、畜牧业开发程度、国家政策、战争频次等应是主要指标;在"压力-状态-响应"评价体系下,压力、状态指标安全指数呈下降趋势,响应指标安全指数反之,民间控制行为的出现反证了生态演变程度的加剧。本文研究复原了历史时期汾河上游生态安全演变态势,但如何量化不同阶段的流域生态阈值,并进行生态安全性的判别等,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纪念军中英雄的地名——地名与军事历史文化

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反映古代战争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蕴含着人民对壮烈场面的感怀和对英雄人物的追念。比如,闽台人民为了纪念郑成功,不但保存着一些郑成功军事活动的遗址,而且还用这位民族英雄的名字为相关的地区名命。1645年清兵入关,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郑芝龙向唐王引见其子成功,唐王赐成功名朱,后来民间也称郑成功为国姓爷。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后,又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以后人民又奠称他为延平王,这些称呼在一些地名都得以应用。在郑成功的根据地厦门,地名中就有演武亭路（郑成功部队演兵处）、洪本部（郑氏部将洪旭办公处）、水操台（鼓浪屿郑成功演兵处）,还有延平郡王祠、延平故垒等。在同安县,有两处国姓寨;在晋江县,有国姓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