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次大断裂——兼评《汉书·地理志》

先秦地理学有着考察自然、研究自然的传统,而且在这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汉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基本上丢失了这个传统,始作俑者为东汉班固。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但排斥或扼杀了其他诸子百家,也摧残了先秦儒家注重自然的传统。班固著《汉书·地理志》,屈从当时的潮流,忽视先秦时期“山川,地理也”的传统,赋予“地理”另一种含义,即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制置和沿革为主,而把山川等自然知识作为附庸,使以后的中国古代地理学走上侧重地理沿革考证、记述社会历史和社会状况之路,形成内容上以史学地理、经学地理、沿革地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地理学。先秦地理学与秦汉地理学之间存在一个大断裂。这个大断裂影响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取得的成就,并使中国古代地理学无法发展衍生出近代地理学。     

关中地区元代干旱灾害与气候变化

通过对元代关中地区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该时期关中地区的干旱灾害等级、干旱灾害事件在时间上的变化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关中地区从元代早期(公元1266年)至元代晚期(公元1359年)的94年中,共发生干旱灾害33次,平均每2.85年发生一次;元代关中地区的干旱灾害主要以轻度旱灾为主,占旱灾总数的42.4%,其次是中度旱灾,占旱灾总数的24.2%,特大旱灾的发生频率也较高,占旱灾总数的21.2%,大旱灾发生频率最低,占旱灾总数的12.1%。关中地区干旱灾害在元代早、中、晚期分布不均匀,从早期到中期再到晚期,干旱灾害呈现出由少变多又变少的趋势;降水量的年内分布不均匀是该区在元代发生轻度和中度干旱灾害的主要原因,而气候的异常明显变干是该区在元代中期干旱灾害加剧和大旱灾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该地区自身的地理位置,所处的气候背景以及人类活动导致植被破坏也加剧了干旱灾害的发生。元代关中地区发生了1次干旱气候事件,时间在1326—1332年。初步确定元代关中大旱灾发生年份主要灾区的年均降水量为400 mm左右,特大旱灾发生年份主要灾区的年均降水量为350 mm左右。     

清代伊犁城市体系变迁探析

清末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对伊犁城市体系布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城市体系从具有突出的军事政治职能的特征转变为建省后城市军事职能与行政职能分离,行政职能增强。这一趋势显示出城市职能结构多元发展的特征。伊犁9个城形成了等级分明的城市体系,建省前的惠远城和惠宁城是级别最高的城市,建省后的绥定城、宁远城和惠远新城为第一等级的城市,体现了行政建置与经济发展对城市规模的推动力。城市体系空间布局结构,从军府制下的满城中心-边缘结构和条块隔离结构,转变为按照省府州县制度下的府治与道治治所双中心-边缘与东西块状结构。     

基于数据挖掘的北京明长城测量

考虑到北京数据资源情况,提出基于数据挖掘的北京明长城测量方案,包括基于地形分析的明长城长度量算工艺、基于坐标转换的明长城DEM/DOM数据生产工艺,以及基于数据整合的明长城专题数据生产工艺,并汇总了各工艺的关键技术和特点。     

清朝广东沿海鸦片走私与反走私斗争浅析

清朝鸦片走私猖獗,走私与反走私斗争激烈,晚清尤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广东沿海沿边处在这场斗争的最前沿,是斗争矛盾最集中,也最能体现出这场斗争面貌与实质的地方,试以广东沿海为例,剖析清朝鸦片走私与反走私斗争现象及晚清政府反走私斗争失败的历史教训。     

遵化市傲子峪锶－偏硅酸型饮用天然矿泉水

傲子峪矿泉水产于清东陵东侧采金坑道之中。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经河北省矿产储量委员会鉴定，属低钠、锶－偏硅酸型饮用天然矿泉水。该泉水量丰富，动态稳定，环境优美，交通方便，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     

先秦测绘史考

介绍先秦时期，包括三皇五帝传说时期，以及夏、商、西周、春秋，占国时代的测绘历史，并对先秦的时间上限选择，测绘史迹从神化到人化的演化，测绘学由潜科学到显科学的转变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重庆忠县翠屏山西晋崖墓出土宝玉石和玻璃饰品的工艺初探

利用显微镜对重庆忠县翠屏山西晋时期崖墓出土的玛瑙珠、琥珀饰品和玻璃珠的表面痕迹进行了显微观察,对它们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其中,玛瑙珠在粗磨过程中应使用了粒径较大、粒度不均匀的石英砂粒,导致玛瑙珠的外形不规整,表面多大而深的凹坑;琥珀饰品的钻孔外缘和表面存在较多应力裂纹,显示当时的玉匠对琥珀的加工尚不能克服琥珀性脆、怕热的缺点;玻璃珠至少可见铸造——切削成形、缠珠和直管切割3种制作工艺。这些饰品的特点反映了西晋时期平民社会所使用的饰品的面貌和工艺水平,为中国古代宝玉石和玻璃器的断代以及工艺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     

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矿料来源与古蜀三星堆在矿业贸易中的地位

含高放射性成因铅是商代青铜器的重要特征,但对其矿料来源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收集了河南郑州商城、山西垣曲商城、湖北盘龙城、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地区）、江西新干大洋洲、河南安阳殷墟和陕北（地区）覆盖整个商代的8个遗址/地区700件出土青铜器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并与全国606个Pb—Zn、Cu、Sn多金属矿床4025件矿石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探讨商代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和古蜀国在矿业贸易中的地位。研究表明：（1）河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陕西汉中、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安阳殷墟和陕北6个遗址/地区的青铜器很可能采用了含异常铅和正常铅的两类铅料;而四川三星堆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则主要采用了含异常铅的铅料。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和陕北3个遗址/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很可能采用了含异常铅和正常铅的两类铜料;而河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安阳殷墟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采用的铜料很可能以含正常铅为主,但不排除采用含异常铅铜料的可能性。（2）对比全国Cu、Pb—Zn、Sn及多金属矿床铅同位素资料,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最有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MVT型Pb—Zn矿床;而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铜料,则最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IOCG型Cu矿和山西中条山铜矿峪Cu矿床。（3）综合三星堆遗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兴衰时间及其与其他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的路径,推测古蜀三星堆很可能是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及部分铜料贸易的大型中转地,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的兴盛与衰落则很可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开启与消亡有关。     

明代(公元1368—1644年)钱塘江河口潮灾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钱塘江河口是世界著名强潮河口。基于历史文献资料,系统梳理考证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钱塘江河口潮灾记录,分析了潮灾的空间、时间分布特征:(1)北岸潮灾远多于南岸,海门以上河口段与海门以下河口段潮灾次数基本持平,但均少于河口湾段。(2)潮灾在南北两岸的空间分布上,存在转移与变迁,由此导致两岸分别存在明显的平缓期—爆发期—平缓期交替,但平缓期与爆发期的时长并不固定。(3)潮灾强度变化与潮灾频次分布有较强关联,高强度潮灾多发于潮灾频发期。结合历史气候、江道地形等自然环境背景,探讨了影响潮灾时空分布的要素,认为钱塘江潮灾发生的频次及规模大小与流域内干湿变化及历史气温升降有明显关联,而历史极端潮灾则常是多种要素耦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