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关系框架下城市型目的地出入境旅游响应路径——基于1997―2019年中国香港特区数据的组态分析

选取1997―2019年中国香港特区数据,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对出入境旅游流产生路径的前因条件以及结果条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路径数量上,虽持续简化,但是仍然具有复杂性;② 在核心条件中,所有的单因素均不构成影响的核心条件,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路径受到多因素组合作用;③ 在前因条件中,“软?硬”关系影响存在差异,硬实力关系对高出入境旅游流起主导作用,软实力关系则对非高出入境旅游流作用较大;④ 在路径国家（地区）中,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存在显著地区差异;⑤ 在时间层面上,阶段1与阶段2、阶段3路径差异较大,表明时间节点的分割事件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的影响不同。     

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遗产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基于在海南省琼海、文昌两市的田野调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研究路径,分析手抄南海航行路线指南《更路簿》“遗产化”路径和影响机制,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他者”和海南渔民在《更路簿》“遗产化”过程中会产生相互作用,其作用力量强于“我者”;《更路簿》由渔民家庭内部相传的用于出海作业的“秘本”转为公共领域的具有主权物证价值的“文化遗产”,渔民被赋予了南海“发现者” “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文物收集和文化活动推进了“遗产化”并使不同群体产生互动,“我者”可在“他者”开展的遗产工作中干预“他者”的遗产认知和行为方式;《更路簿》可转化为旅游资源,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卖点”带动旅游业,居民在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机会方面处于弱势;“遗产化”有助于《更路簿》记忆的复现和保存,但渔民的“个体记忆”被削弱,也使地方文化结构被重构;《更路簿》在琼海的植根性和“遗产化”效果强于文昌。     

基于网络文本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以皖南“川藏线”为例

旅游地意象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旅游者具身化意象认知结果对旅游地行为忠诚、满意度及旅游资源开发至关重要。借助蕴含旅游者记忆与叙事信息的网络游记文本及图片位置数据,采用质性与GIS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发现：1）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由线性意象、色彩意象、地方意象、审美意象和情感意象五维类属建构而成。2）皖南“川藏线”旅游者在场体验过程中的情感评价积极情感占主导地位,消极情感占比相对较少,其中高度积极情感所占比例显著高于高度消极情感。3）旅游者皖南“川藏线”意象要素感知特征呈现动静结合、线性体验与感知兼具两个层级。其中,动静特征通过静态景观与动态体验共同展现,线性体验更多强调旅游者产生的刺激、惊险、震撼的驾驶乐趣及情感升华。4）皖南“川藏线”线性意象热点集中于桃岭公路及六道湾周边,色彩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和红杉林两地,审美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青龙湖、红杉林沿线,地方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桃岭公路和水墨汀溪一带。     

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研究

学界对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的分析主要借鉴安全管理学,旅游活动的地理时空特殊性未受到充分重视,已有相关研究偏宏观定量测度,深度案例研究较少。从旅游场地特征、惯常非足迹环境和流动性三个因素入手,对2009—2019年共84起赴泰游客安全事故进行时空场景特征解析,为旅游安全事故防控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补充解释。研究发现：第一,旅游安全事故的类型与危害程度受到目的地客观地理环境特征的高度影响,而并非是单纯的管理问题。泰国夏季多暴雨的气候特征与多山地的地形特征显著影响了涉水旅游活动以及水陆交通活动,导致船艇交通事故、山区车祸与沙滩溺亡事故高发。第二,旅游目的地中存在的惯常非足迹环境场所容易触发安全事故,如：公路、沙滩泳场、酒店、便利店等。由于中泰社会与文化差异较大,惯常非足迹环境容易导致游客产生风险认知偏差,进而提高了行为决策的出错率,从而增加了安全风险。第三,空间流动性越高的场所,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越高,如交通道路和海域航线等地。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地理环境复杂性对旅游安全管理与主体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     

中国旅游科技创新的时空结构、重心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旅游产业是充满众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社会经济部门。以我国旅游产业相关发明专利、旅游收入、风景名胜区、高校学生数等为分析依据,基于地理集中指数、动态变动指数、空间重心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对各省区2006—2017年旅游科技创新的时空结构、重心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时间上,我国旅游科技创新整体上呈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2013年后地理集中度指数开始持续下降;空间上,旅游科技创新在我国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此外,旅游科技创新的空间重心位于我国华东地区,并呈先由北向南、再由东向西的移动轨迹。最后,科技创新产出、旅游经济水平、科技经费投入、经济宏观环境、科技创新服务、旅游资源禀赋等要素指标均对我国旅游科技创新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     

民族地区文旅产业融合的时空演变及影响 因素分析

文旅融合是中国旅游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基于内蒙古12个盟市2009—2018年的多指标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改进的容量耦合模型、标准差椭圆、重心模型和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内蒙古各盟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向好,旅游产业区域差异明显;②各盟市处于中度失调向失调-协调过渡的优化发展阶段,融合协调度等级不高,大多数盟市一直处于旅游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③各盟市空间分异显著,协调度水平呈“蒙中>蒙东>蒙西”的局面,协调度水平相对较好的盟市呈分散分布,盟市间的文旅发展尚未形成合力;④政府支持是内蒙古文旅产业融合低值区的主导影响变量,消费水平是中值区的主导变量,基础设施是高值区的主导变量。     

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 空间演化研究

加快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利于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采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三大城市群的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截面数据,运用双产业系统的耦合测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趋于上升,但仍属初级融合阶段。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从下游到中游及上游呈逐步递减趋势。（2）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增速出现空间异质性。中上游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速较快,并与下游地区的差距有所减小。（3）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集聚差异显著。下游地区属于“高-高”集聚区,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具有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中游地区及核心城市属于“高-低”集聚区,正在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增长极;上游地区则需加快打破二者融合发展的 “低-低”集聚区困局。（4）三大城市群间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平衡。长三角城市群文旅产业的相应综合发展指数明显领先、二者融合发展的“高-高”集聚空间趋于扩大。     

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为旅游发展提供支撑,其韧性水平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定量测算城市韧性的基础上,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地区城市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但总体上韧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韧性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ρ=0.444,P<0.01)。其中,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生态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社会韧性和城市工程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城市旅游发展需要关注城市韧性水平,注重城市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避免虹吸效应,同时还需要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间交流合作,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3个维度审视多元权力主体的“物质－关系－情感”联结以及与旅游发展的自洽性。结果表明：1）物理空间在权力主体的更迭下得以重新规划,有助于劳动力的回流。村寨的原真性在规制的约束下得以维护,但建构的景观符号是对民族村寨的错位表达。2）对于社会空间中的冲突,当地居民采取退让不退出的策略与管理者达成空间错时使用与管理默契。威权人物寨老成为消解分歧、推动社会关系巩固与凝聚的代表。对游客及外来经营户的让渡与周全,体现了当地居民开放包容的待客之道与处事哲学。3）意义空间通过当地居民对节事、文化的情感注入,对文化惯习的传承、对乡约的承继、对怀旧物的回忆与想象得以再生产。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的民族村寨而言,多元权力主体会基于利益的共同性与社会关系的粘连性考虑,做出符合当地旅游发展与自身容纳限度的调适与让步,来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空间变化。     

挪威的油气资源管理与投资环境

挪威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对世界石油市场供需稳定有重要影响。本文在项目工作基础上,简要讨论了挪威油气资源管理与投资环境,包括油气资源潜力与油气工业概况、油气管理体制与框架、主要管理机构、主要油气法律、油气权设置、主要油气管理政策、油气税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