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

胡焕庸线作为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大发现之一,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重要特征,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分异性特征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尝试解释中国人口分布特征变化的原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分界线仍基本保持稳定,但从空间统计学分异特征来看该分界线仍可进一步优化调整;② 胡焕庸线两侧内部人口集聚模式发生着明显变化,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由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的相对均衡状态,转变为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区域为中心的集聚模式;而西北半壁人口分布的集聚程度则趋于下降;③ 从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看,尽管总体上,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于人口空间分布影响不断增强,但三大阶梯等自然地理本底条件依然对中国人口分布有着重要影响。     

安徽省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

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数据资料,采用对比分析、聚类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1953~2015年安徽省人口年龄结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从时间上看,安徽省人口年龄结构不断演变,少儿人口数量从不断增加转变为不断减少,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比较稳定,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总抚养系数和少年儿童抚养系数大幅度下降,老年抚养系数上升;从空间上看,人口年龄结构存在较大地区差异。安徽省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① 人口老年化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家庭规模小型化,并对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卫生的挑战;② 少儿人口的不断减少影响教育资源的配置;③ 人口年龄结构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安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了尽可能地减缓人口年龄结构演变对安徽省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机遇期,加快经济发展,不断促进社会进步;二是要加强引导,因地施策;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力争全覆盖,尽量减小城乡差距;四是大力发展养老产业,探索建立满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方式需求的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天津市人口郊区化特征及其动力因素

基于"五普""六普"街道、乡镇数据,运用GIS及人口密度模型分析天津市人口郊区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根据2005—2015年各区县数据,剖析其动力因素。结果表明:天津市中心区繁荣与郊区化并存,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天津已形成多中心格局,副中心人口聚集效应日益显著;人口郊区化伴随就业岗位的郊区化,但人口和产业存在空间分异现象;土地、住房制度改革及郊区经济发展加快了人口郊区化进程,公共服务的集中延缓了人口向郊区迁移,滨海新区发展、交通与通信网络的现代化为人口向郊区的迁移创造了条件。提出进一步推进城市组团式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及以公共服务引导人口流动等措施实现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有序分流。     

中国县域高龄人口地域分异特征及环境成因

以全国分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依据高龄化系数将中国不同区域划分为未高龄化、浅度高龄化、中度高龄化和深度高龄化4个类型区,并探讨其空间上的地域分异规律。并选取5个自然环境指标,利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高龄化水平区域差异的环境成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 全国县域高龄化水平呈现“西疏东密”分布格局;高龄化系数三级阶梯状分布明显,平原、丘陵、盆地普遍高于山地及高原地区;由“凹”字型向“东西隆升、北端塌缩”格局演变。② 高龄人口空间集聚不断增强,区域间差异逐渐增大。③ 水文指数、气候指数是影响全国县域高龄人口集聚的主要因素;地形起伏度、空气质量指数对高龄人口分布影响不显著,对不同类型区影响差异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植被指数对高龄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趋强;社会经济因素对高龄人口分布具有扰动作用。     

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分析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划分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将两者叠加分析,得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可划分为8种类型区并呈圈层和扇形分布的特征。通过与2000年的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变化具有历史继承性、随城市开发进程而结构趋于复杂化、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等特征。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主要分为四种：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最后从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城市规划建设引导、住房等制度变迁影响、房地产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中国省际市场分割程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1~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省级市场分割综合指数,揭示区域市场分割时空格局及演变规律,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省际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国市场分割程度总体波动式减小,市场分割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趋势;② 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集聚现象越发明显;③ 国有经济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本地区市场分割过程,而城镇化进程、财政支出、对外贸易、技术差距和基础设施建设则有助于消除本地区市场分割。     

中等排放情景下中国未来不同强度降雨对总降雨贡献的区域差异（2006―2100年）

采用RCP6.0中等排放情景下2006―2100年WRF 30 km×30 km日值降雨数据,根据中国气象局颁布的降雨强度等级划分标准,探究了中国不同强度降雨及其对总降雨贡献的变化趋势的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在雨量上,中等排放情景下2006―2100年中国不同强度降雨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异格局。小雨和中雨自东北向西南呈“高―低―高”的三块式空间分布特征;大雨、暴雨、大暴雨和总暴雨均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异格局;特大暴雨仅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分布较多;总降雨呈“南方高,北方次之,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2）在雨量贡献率上,强降雨对总降雨的贡献率普遍存在“东南高,西北低”特征,而弱降雨对总降雨的贡献率恰恰相反;不同强度暴雨对总暴雨的贡献率也有类似分布特征。3）在雨量变化趋势上,中国不同强度降雨变化趋势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异格局,但强降雨呈增加趋势的区域显著多于呈减少趋势的区域。4）在雨量贡献率变化趋势上,强（弱）降雨对总降雨的贡献率呈增加（减少）趋势的区域占主导,强降雨对总降雨的贡献率呈增加趋势的地区明显多于弱降雨。5）在不同强度暴雨对总暴雨贡献率的变化趋势上,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对总暴雨的贡献率呈增加趋势的区域明显多于暴雨。预估结果表明,中国东部降雨在朝着极端化方向发展。     

吉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特征及成因

本文基于地理信息软件ArcGIS 10.1,选取老年人口系数为人口老龄化指标,运用人口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半变异函数等分析方法,对吉林省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探讨1990-2010年吉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特征,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解释其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①吉林省各县市人口老龄化差异明显,进程加快,重心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但移动速度减缓;②吉林省人口老龄化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的集聚呈现先弱后强的变化趋势;③人口老龄化高—高区向东部集聚,低—低区向西部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④总体上吉林省人口老龄化空间的结构化分异较为明显,随机性因子引起的空间异质性程度较弱,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向上;⑤出生率始终是影响吉林省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迁出率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起关键作用,人均GDP年对人口老龄化呈负相关,城市化率对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作用愈发显著。     

北京公交就业可达性及其地区和人群差异

运用经济普查、人口普查数据和基于百度地图的公交出行时间数据,分析北京都市区基于公共交通的就业可达性及其在城市不同人群和地区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北京都市区的居民可在60分钟内通过公共交通到达18.3%的都市区工作岗位,这比美国100个最大的都市区的平均就业可达性水平要高,接近于美国纽约都市区的就业可达性水平。同时,由于就业郊区化程度有限和以中心—放射式布局的公交网络,北京都市区内的公交就业可达性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中心城区的就业可达性远远高于郊区。此外,人口居住的郊区化程度远远高于就业的郊区化程度,导致北京都市区宏观层面的职住不平衡。随着人口居住郊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交通如何服务居住日益分散的人口,提高就业可达性,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研究还发现,由于城市中心区的大部分就业为高技术的就业岗位,因此高受教育程度人口能更多地享受目前公共交通系统的便利,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和外来人口公交就业可达性较低。为解决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就业可达性的不平等问题,需要更多的规划与政策干预。     

A Prospective on Zelinsky's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Wilbur Zelinsky's 1971 paper in Geographical Review entitled 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was both forward‐looking and offered innovative ideas regarding human geographic mobility.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aspects of the paper was a set of predictions for mobility in a “future superadvanced society”. Many of these predictions have now come to pass, including a general decline i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l migration and residential change, the increasing regulation of migration ‐ especially internally,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s impacted human geographic mobility. Hence, this essay looks at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not as an obsolete frame of reference but as a prescient, pliable, and adaptable framework which not only informs the study of human geographic mobility today but also, perhaps, even into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