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南大陆边缘构造特征及泉州海外大震构造环境分析

闽东南大陆边缘构造活动，自晚更新世以来，断裂活动以继承性差异升降作为主要特点，本文分析了１６０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泉州海外８级大震与该区断裂活动的关系，并对该次大震震源断层面错动方式进行了讨论。     

北京和云南剑川地区的Qpsub> 和 Qssub>

用在一个地震台接收到的同一个震源区内较小地震的振幅谱去除大震的振幅谱,可求得大震震源的频谱在两个拐角频率之间的趋势的斜率.利用 Q 值在0.0001——100Hz 之间几乎是常数的特性,用试错法对大震的振幅谱因衰减造成的高频损耗进行补偿.当补偿后的高频趋势的斜率与频谱比的高频趋势的斜率接近时,便表示所选取的 Q 值是适宜的.用这种方法,我们得到云南剑川地区的 Qp 等于900,Qs 等于400.而北京地区的 Qp 等于800,Qs 等于550.      

用有限元方法计算通海地震断层参数

在用地形变资料研究地震的震源过程以及地壳形变与地震的关系上,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一般利用实测的地面位移场与根据弹性位错理论推导出理论位移场,采用试算法反复进行对比得到。此外,由于在三角平差计算中会得到不同的位移场,文献[2]应     

大地震前区域地震活动迁移

本文初步分析了1966-1976年间,中国某些大地震（M_s≥7.0）前区域中小地震活动向未来大震震源区及其邻近集中迁移的异常现象。这种迁移现象反映出大震前远震源区和近震源区内地震活动交替活跃和平静的过程。 指出在大震孕育过程中的区域地震活动迁移过程,可能与区域介质强度或原有断面“闭锁”“粘结”程度存在差异有关。     

环境刚度效应——影响震源应力降的重要因素

固体围压岩石三轴实验和理论分析表明,震源环境刚度(包括轴压系统和围压系统刚度)是影响应力降的重要因素。在三轴实验条件下,轴向应力降和围压系统刚度呈双曲线关系,前者随后者的增大而减小。实验应力降显著偏大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环境刚度效应。地壳内震源应力降△τ=2λ[(S_s—S_k)+(μ_s—μ_kσ_(n.0)],λ为震源的力学环境因数,主要取决于环境刚度和应力场方向。如果滑移过程中正压力大小和主应力方向无明显变化,则λ大致为0—0.9     

安徽地区地震波衰减、场地响应及震源新参数的测定

根据安徽数字地震台网7个地震台的143条波形资料,研究了安徽地区的衰减模型和各台站的场地响应。采用三段几何衰减模型拟合,得到了安徽及邻近地区的几何衰减函数,得到安徽地区非弹性衰减Q值随频率f的关系为Q(f)=235.3×f0.616;7个台站的场地响应均无明显的放大效应,这与它们均处于岩石地基相符;并在本地区地震预测研究中尝试使用新参数,进行了初步的应用。     

所罗门群岛发生7．8级强烈地震

2007年4月2日，当地时间7点40分（北京时间4点40分），所罗门群岛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引发了海啸。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震级为7．8级，发生在距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西北350km处，震源约在海底10km处。据USGS观测，震源位于吉佐东南偏南约40km、首都霍尼亚拉西北偏西约345km处，震源深度约10km。震后发生了10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     

用(P)、(S)波速度振幅比求小震机制解的可行性研究

利用数字地震记录直达P、S波最大速度振幅比和仿真后的最大位移振幅比资料分别测定了小震震源机制参数,并对两种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理论分析和实测结果表明,二者基本一致,说明直接利用区域台网数字地震记录直达P、S波最大速度振幅比代替最大位移振幅比测定小震震源机制解是可行的。     

用大量余震震源机制估计2000年鸟取县西部地震区域的应力场

根据大量震源机制估计了2000年鸟取县西部地震（Mw=6．6）前后的区域应力场。为约束主震前的应力场，我们比较了主震产生的静态应力变化与主震后应力场的空间分布。在余震区的北部和中部，推测主震前的偏应力量值太大，不会受到静态应力变化的影响。主震前的最大主应力轴的方向与构造应力场一致。而在余震区南部，主震滑动较大的地区及其周围，发现由于静态应力变化较大，主震后应力场的空间分布很不均匀。在断层南端附近，静态应力变化的空间分布与余震的P轴方位角一致，推测主震前的偏应力量值小到足以受到静态应力变化（5MPa）影响的地步。断层南端原有余震断层面的强度可能特别弱。发现主震前的应力场在小于主震断层长度的尺度上是不均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