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中药物与个人护理品（PPCPs）的环境水平及降解行为研究进展

药物和个人护理品（PPCPs）是一种存在于各种介质中的新污染物,具有生物富集、致癌致畸性,近年来在水环境中被广泛检出,其种类和浓度也有逐渐增多和加重的趋势,加之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可以通过家庭垃圾、医院废水、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等方式直接污染地表水,并进一步污染孔隙水、地下水等,致使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存在风险。因此,广泛了解PPCPs在各种环境介质中的浓度水平对于防范生态健康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对PPCPs浓度的调查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自1976年美国堪萨斯城首次报道药物以来,各国陆续报道了不同介质中PPCPs的存在,弥补了各研究区污染物及浓度的空白,有利于开展综合治理工作。PPCPs在水环境中常见的降解方式有水解、光解及生物降解,同时在降解过程还会受到pH、温度、共存离子等影响,而且在各种降解过程中生成的产物也有所不同。污水处理厂因为去除工艺的限制,使得地表水中许多PPCPs虽然经过了废水的生物降解环境,但是光降解仍然可能比暴露在阳光下的生物降解更强。其中,抗生素在水环境中主要发生光降解;布洛芬、碘普罗胺、咖啡因等更易发生生物降解;而自然界中PPCPs发生水解的概率较低,酯类和酰胺类是其中最常见的易水解的官能团,除此之外,四环素类等因为吸附到沉积物中,也会发生水解反应。目前,对于PPCPs浓度水平的研究很多集中在单一水体,而海水、雨水等介质缺乏监测和分析,同时对于降解行为的研究大都没有关注到降解过程和降解产物,使得一些降解产物的高毒性被低估。因此,全面了解各种水环境介质中PPCPs浓度可以较为准确、系统地获知各地区PPCPs的污染情况,对于PPCPs治理与削减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探究PPCPs在水环境中的降解行为,有利于了解其在环境中的残留和代谢情况,厘清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的性质,以便针对性地对PPCPs的环境生态效应进行评估分析,降低风险。     

居民跨界行为的边界研究：以珠澳边界意义重构为例

研究探讨了边界的物理形态及其空间意义,并讨论由跨界行为催生的地方感与地方意象及其对边界空间意义的重构。以珠澳边界（拱北口岸）为案例地,本文主要采用追踪和访谈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现：跨越珠澳边界的行为（尤其是由珠海往澳门方向的跨界行为）以个人消费为主,主要包括购物、娱乐和餐饮等,而与之联结的消费地点也大同小异,但也存在不同时代和社会阶层因素对于跨界活动目的的影响,且流动性往往与特定的地方联结,使原有的固定行政边界及其所规定的空间管制逐渐被打破。出于满足生活的需求、社会互动的情感联系,抑或是出于追求地方价值的体验和情感表达,跨界主体成为塑造边界两边地理想象的重要因素,地理想象与现实生活空间的差异形成了想象的边界并间接地作用于珠澳边界空间意义的重构。     

《跨边界资源管理》书评

由郭荣星教授撰写的《跨边界资源管理(第二版)》(英文名:Cross-Border Resource Management-Second Edition",由荷兰Elsevier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网络版: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bookseries/14748177/10)是一本系统阐述在跨边界地区或是边界过渡地区对自然与环境资源如何有效管理的学术专著。在跨边界地区,政府行为和管理手段是复杂的,司法权通常受制于两个或以上的独立政权或行政/军事势力影响。本书的作者对跨边界地区的地理、政治、法理、社会、经济学以及文化多个问     

基于政府经济行为视角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时空演化研究

政府经济行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时空差异演化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与政府经济行为密切相关。时间轴上,政府经济行为由强制控制到市场与政府协调控制的转化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由缓慢停滞向加速推进的转变;空间上,政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了区域城市化由南北差异转向东西差异,东中西等不同地带间城市化水平分化严重,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区域差异开始趋于缓和。     

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人地关系”与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江苏省的实证研究,从“环境”和“个体”两个方面解读其对农村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采用2010年江苏省城镇暂住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发现,农村流动人口的个人经济社会特征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城市环境均对其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特别是城市环境方面,城市总人口规模和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具有反向影响;控制规模之后,在户口含金量越高的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越低,这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     

雨养农业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行为及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厘清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类型以及农户属性、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行为的影响机制,对于制定合适的适应政策至关重要。论文将适应行为分为技术性行为、经济性行为和迁移性行为3类,并构建了以气候变化感知为中介变量的“属性-感知-适应”多变量路径分析模型,在对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的影响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① 农户适应气候变化会优先选择技术性行为,其次是经济性行为,选择迁移性行为的农户最少;② 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③ 根据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将多变量路径分析模型分解为3类：完全中介模型、部分中介模型和无中介模型。通过分析以上3种模型可以发现,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既有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影响,也有不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直接影响,说明适应行为的选择并不仅仅依赖于气候变化感知,农户属性对于适应行为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影响因素。最后针对提高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龟甲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

本研究以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的商代龟甲及部分动物骨骼为材料,开展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在揭示动物食物结构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先民对龟的使用及龟的来源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龟甲的同位素数据相互之间差异较大,通过聚类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δ13C和高δ15N值（δ13C=-20.3 ‰ ±0.4 ‰,n=3;δ15N=7.8 ‰ ±0.2 ‰,n=3）;第二类是δ13C值居中,δ15N值偏低（δ13C=-21.6 ‰ ±0.4 ‰,n=4;δ15N=7.0 ‰ ±0.3 ‰,n=4）;第三类是δ13C值偏低、δ15N值居中（δ13C=-23.7 ‰ ±0.6 ‰,n=4;δ15N=7.6 ‰ ±0.3 ‰,n=4）,这意味着该遗址出土的龟甲可能存在多种来源。究其原因,可能缘于先民制作卜甲时使用的龟来源于不同的栖息环境,抑或来源于不同种属的龟。这种用龟行为,或许与殷墟甲骨上记载的"贡龟"密切相关。尽管本研究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商代先民的用龟行为尚属初步,但毋庸置疑,本研究为全面探索商代先民的用龟行为、拓展甲骨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证据和视角。     

震时中学应急疏散模型建立的探究

如何有效预防和减少地震及其他突发事件导致的人员伤亡,已成为国内外公共安全工作和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汶川地震中中学生的伤亡情况、人员疏散状态和疏散时间密切相关的特点出发,阐述了建立中学校园疏散时间模型的必要性。以中学生在面对地震等灾害情况时的心理和行为规律的研究为基础,探究了采用回归分析法建立应急疏散时间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回归模型的想法,并且建立人员应急疏散运动时间预测模型的可行性方法。     

沙漠型景区客源市场结构与游客行为特征——以宁夏沙坡头为例

客源市场结构与游客行为研究是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目的地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的基础。以沙坡头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对沙漠型景区游客的基本社会属性、决策行为特征、时空行为特征、景区满意度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基于Excel、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果表明：（1）沙漠型景区的客源市场具有明显的空间地域性,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是主要客源市场;（2）沙漠旅游发展趋势愈加大众化。游客以中等收入的青年、中年为主,且沙漠旅游意愿强烈;（3）网络和亲友推荐是沙漠型景区游客获取旅游信息的主要途径;（4）沙漠型景区自助游如火如荼,倍受青睐;（5）沙漠型景区的体验项目备受欢迎;（6）游客在沙漠型景区停留时间集中在4～5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