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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湿地是亚洲东部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驿站,有大量属国家一、二级保护的鸟类。近几十年来,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变化影响,天津市湿地景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对湿地鸟类栖息地环境和鸟类迁徙、繁殖产生了不利影响。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以天津市1999年、2003年和2007年3期TM影像为数据源,采用目视解译分类方法,并结合其他非遥感以及高清晰影像作为辅助资料,获得了天津市湿地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将天津市湿地分成2大类12小类;利用ArcMap软件,分析了3个时期湿地面积的变化;利用Frag-stats3.0软件和Excel软件,得到天津市湿地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湿地总面积从1999年的312088.73hm2增加到2007年的328133.61hm2,面积增加了4.89%;湿地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湿地盐田面积大幅增加,人工湿地8年间共增加了24043hm2,其中,盐田面积增加了25699.57hm2,但天然湿地面积减少了7.38%。天津市湿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在一直加剧,斑块类型更加多样化,湿地景观中没有明显的优势类型,且各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均匀分布。湿地类型转化的基本规律表现为天然湿地向人工湿地、人工湿地向农林用地、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换,人类的开发活动已经转向一些人为干扰较少的潮间带、滩涂区以及河流河口水域、浅海水域、湖泊和沼泽等地区。将各种驱动因素加以组合,归纳为2大类和20个变量指标,建立湿地景观变化驱动因素指标体系。分析表明,人口和经济因素对湿地景观格局变化有显著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天津市产业结构并未得到改善,尤其是第二产业仍然占较大比重;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快速城市化导致的城市实体扩张占用大量农田和湿地;在农业因子中,粮食产量的提高与通过占用湿地来扩大种植面积有直接关系。1999~2007年间,天津湿地水鸟生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深积水区面积和斑块数量逐年增加;无隐蔽物的湿地面积和人工建筑物的面积大幅增加,重干扰区的面积增加;水鸟的水生动物性食物增多,谷物草籽等植物性食物减少。人类活动已对天津湿地水鸟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总体上,天津湿地水鸟生境质量在下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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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区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水鸟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在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及其附近的克溪村、交东村、贵明村和榕树头村的虾养殖塘区,开展水鸟调查;随机在虾养殖塘中采集水样,测量虾养殖塘的水深、水温和盐度,计算虾养殖塘的水域面积,测定水样的pH和溶解氧含量,分析水体指标与水鸟种群数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调查期间,在虾养殖塘区,共记录4目7科23种水鸟,其中,有3目3科5种水鸟为留鸟,有2目5科18种水鸟为冬候鸟;虾养殖塘水体的水深、水温、盐度和pH以及水域面积、水体中的溶解氧含量都对水鸟选择其作为栖息地有一定影响;冬季虾养殖塘水体的水深和春季的水域面积对水鸟种群数量的影响分别能解释总影响的28.51%和55.73%;冬季和春季,白鹭(Egretta garzetta)对虾养殖塘水环境的变化反应最敏感,水深对迁徙水鸟特别是鹬科水鸟种群数量的影响较大;水深和水域面积是迁徙水鸟是否选择虾养殖塘作为栖息地的重要影响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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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着人类与雁鸭类发生冲突的现象,引发冲突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生态、社会、经济和安全等多方面的原因,人类与雁鸭类的冲突能否有效缓减直接关系到湿地保护的可持续性。已经在人类与雁鸭类的冲突涉及到的种群管理、冲突防控和损失赔偿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和管理实践。在人类与雁鸭类冲突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国内外管理策略和应对办法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人类与雁鸭类冲突主要体现在雁鸭类破坏农作物、鸟撞、疾病传播、人类盗猎和毒杀雁鸭类等。全世界应对人类与雁鸭类冲突的办法多种多样,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中国目前解决人类与雁鸭类冲突的办法主要是相对单一的经济补偿,由于实施上的困难,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复杂形势,人类与雁鸭类冲突的加剧会影响未来中国湿地保护与可持续管理。为了缓减人类与雁鸭类冲突,需要开展更多跨学科的系统研究,将社会经济与生态保护紧密结合,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对雁鸭类致害和补偿的成本进行合理的计算,尤其应该重视直接承担损失和保护成本的当地人。中国还需要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加强有关部门和社区间的合作、开展多元化的替代生计保障民生,以缓解人类与雁鸭类冲突,促进湿地保护与可持续管理,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借鉴范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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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梁素海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典型的湿地。其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及中亚—印度两条迁徙路线上,是迁徙候鸟极其重要的繁殖地和停歇地。从2009到2012年,我们采用样线法和样点法对水鸟及其栖息地进行调查,共记录了98种水鸟,隶属于6目、14科,同时记录到水鸟个体超过100 000个。其中夏候鸟55种(在此繁殖)、旅鸟39种(在此短暂停留),分别占所记录物种数的56.12%和39.80%。对所记录的鸟类及其种群的迁徙规律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春季迁徙期主要为3月上旬到5月中旬,比秋季迁徙期(8月上旬到11月中旬)短。水鸟繁殖的高峰期是4月上旬到5月下旬。重点保护水鸟(包括IUCN红色名录中的受胁物种以及中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Ⅰ、Ⅱ级保护物种)的集中分布时间是4月上旬到5月下旬以及9月上旬到11月上旬;相比春秋迁徙季节,夏季水鸟的群落结构相对稳定。基于研究,我们建议将乌梁素海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及迁徙路线网络。此外,栖息地管理对鸟类分布的决定作用同样在文中加以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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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湖滨水鸟栖息地的适宜性评价对于指导水鸟保护管理和湿地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层次分析法(AHP)和GIS技术,选择水文条件、食物丰富度、隐蔽度、距水源地距离及人为干扰5个评价因子构建滇池湖滨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分析模型,分析得到鸥、鸻鹬、雁鸭和鹤鹮等4个水鸟类群的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定量研究结果。结果表明:食物丰富度和人为干扰是影响滇池湖滨水鸟选择栖息地的最主要因素;4个类群水鸟的最适宜栖息地空间分布差异显著,鸥类和鹤鹮类水鸟的适宜区较雁鸭和鸻鹬类要大;草海西岸及外海南岸、东岸的带状或斑块状区是水鸟的最适宜栖息地。本研究方法可为其他湿地的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定量分析和空间分布研究提供思路参考,研究结果可以为滇池湖滨水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恢复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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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4种食块茎鸟类———白鹤(Grus leucogeranus)、白枕鹤(Grus vipio)、鸿雁(Anser cygnoides)、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为研究对象,分析越冬候鸟种群数量与鄱阳湖保护区内湖泊水位变化的关系.2003 2007年越冬季节,采用直接计数法调查鸟类的种群数量,通过非参数回归分析鸟类种群数量与水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4种食块茎鸟类的种群数量最高值分布在不同水位,但峰值水位差异较小,且种群数量与水位关系的总体趋势呈现一致性.随着保护区内湖泊水位的下降,鸟类种群数量呈现先增长后减少的倒V字形趋势.在水位由16.0 m降至14.8 m(吴淞高程)的过程中,鸟类种群数量随着湖泊水位下降逐步增加达到最高峰;在水位由14.8 m降至13.5 m的过程中,鸟类种群数量随着水位下降而减少.当鄱阳湖水位处于14.5~15.5 m之间时,食块茎鸟类的种群数量较高,其种群数量最高点出现在水位14.8 m左右.2003 2005年3个年度鸟类种群数量与水位的关系相似,呈现出先增多后减少的单峰趋势,峰值水位均位于14.75~14.90 m之间,2006和2007年平均水位升高,鸟类种群数量分布的峰值水位也高于前3年,峰值水位出现在15.25 m附近.由于受到良好保护,大湖池和沙湖鸟类种群数量与水位的关系稳定,而梅西湖未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在本研究区域中,水位在14.5~15.5 m之间4种食块茎鸟类的种群数量较高,该研究结果对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位管控具有指导意义.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