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市“三个不变、三个同享”鼓励农民宅基地置换进城

近年来,诸暨市紧扣统筹城乡发展空间、新型城镇化建设思路,有机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工作,创新思路、创新举措、创新机制,以＂尊重农民选择、引导农民意愿、稳定农民预期＂为指导原则,科学引导,积极鼓励农民宅基地置换进城。截至目前,累计申请农户达5000多户,已置换签约1100多户,一期15万平方米进城安置房2015年可交付使用,二期12万平方米已全面建设,     

上海都市区就业—人口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研究以非参数模型计量为基础,从集聚—分散维度和单中心—多中心维度刻画了上海都市区就业、人口空间演化特征,并与北京都市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区的就业和人口不断向外扩散,同时近、远郊均出现了稳定的再集中,就业和人口的空间多中心性都在增强。而北京只存在人口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就业却呈现集中化和单中心化的态势。因而,上海都市区的就业—人口空间匹配程度高于北京。产业结构差异是造成北京、上海两地就业空间演化特征分异的原因之一,上海制造业比重高于北京,郊区的制造业集聚强化了近、远郊吸纳就业能力,促进了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规模仍在扩张,导致近邻地区被包络在内,原有的次中心逐渐消失,因而,科学确定中心城区的增长边界,有效防止邻近蔓延,应当成为特大城市未来发展的关注重点。     

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区村民城镇迁居意愿分析——基于河南周口问卷调查数据

城乡人口流动理论是国内外城镇化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以往研究多集中在人口区域流动和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等问题,侧重以城市为切入点,鲜有从农村居民视角出发研究其城镇化迁居意愿和感知的相关研究。从农村居民视角出发,选择传统农区河南省周口市为案例地,选取来自17个村庄的514个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计量经济模型,以农村居民属性特征和城镇综合环境评价为切入点,分析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40岁以下、高中/中专/技校的教育程度、年收入3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的农村居民群体城镇迁居意愿强烈,农村居民对城镇的教育质量、消费服务和就业机会的满意度评价显著影响其城镇迁移意愿,而对城镇的医疗水平、市容市貌等满意度评价对其城镇迁居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探讨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优化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提高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改进的偏离—份额法测算制造业相对区位优势的变化程度,揭示了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格局与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特征,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2007—2013年中国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总体上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2)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报酬促进了劳动力流入,而对城市生态宜居性的负向效应则抑制了劳动力流入。(3)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因行业、城市、劳动力个体而异。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优势区位上升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则相反;中西部城市、城市群外围城市、大中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入,东部和东北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特大超大和小城市则相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偏低、省内流动、农业户口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     

贸易风险经济影响与区域分布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对外贸易是一国或地区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经济全球化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风险。因此研究贸易风险及其区域分布对于稳定区域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为例,研究贸易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区域空间分布。实证研究表明,出口的增长对于地区经济的成长和就业的增长尤其重要;然而,过分地依赖出口,将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稳健成长,也不利于就业的增长,贸易依存度高的地区一旦出口受阻,则会带来失业增加、产业受损等不利后果。对广东省贸易风险的空间分布分析表明,贸易风险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东莞、深圳、惠州和珠海等地区。这对贸易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全球经济有衰退趋势时,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应提前做好贸易风险防范的措施。     

浅议宅基地退出机制

一、引言据统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已经约有2亿-3亿农民从农村转向城市就业、居住。由于当前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健全,农民离开农村后其所有的房屋和     

转型期广州城市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的空间关系及其变迁

近年来,中国城市交通拥挤现象日渐突出,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单一交通供给已经很难满足交通日益增长的需求,交通需求管理成为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又一出路。因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空间分离而产生的日常通勤是构成高峰小时交通需求的主要原因。以广州市为例,采用追溯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分析1996-2007年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与变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发现,体制转型对居民居住与就业地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街区,居民的居住地与就业地相对稳定;市场化改革后新建或改建的街区,居民搬家和换工作的频度较高。在1996-2007年期间,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距离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以商品房小区最为明显,价格、环境与岗位属性是影响居民搬家和变换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与短距离通勤无法兼得的情况下,很多居民选择以长距离通勤为代价换取更好的居住与就业条件。其次,保障性住房政策下形成的典型街区内部居民分化明显,形成原住户、转售后的商品房住户、转租房住户等三类为主导的住户结构,前两者存在较明显的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此外,区位和个人属性也影响着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的选择两者的空间距离。在区位方面,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吸引力仍较突出,靠近中心区的住户居住与就业距离较短,且呈近距离重新择居或择业;由于居住外迁和产业外迁而分别引发的长距离向心型和外向型通勤共同存在,尤其是前者;在个人属性方面,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是搬家和变换工作相对频繁的阶层。宏观层面上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的不匹配、城市空间拓展、单一功能外迁下的用地结构、社会经济转型与政策性福利以及阶层分化背景下引发的个性化选择等是影响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空间关系的重要原因。     

中国公众CO2减排的支付意愿：来自4个省市的案例

利用非市场价值评估的方法——条件价值法,通过估算公众对CO₂减排政策的支付意愿,评估中国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价值。利用从北京、上海、山东、福建4个省市收集的1653份有效调查问卷,建立支付意愿模型。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参与者对CO₂减排政策持明显的支持态度,平均每人每年愿意支付201.86元人民币以支持减排行动。其中,北京地区的参与者CO₂减排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为福建和山东,上海参与者的支付意愿最低。模型显示,年轻、男性和中共党员参与者愿意支付较高的额度支持CO₂减排行动,收入水平高、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满意、对气候变化问题有较好理解的参与者支付意愿也高。这一研究的政策启示是：中国低碳发展需要将公众对气候政策的支持意愿转化为切实的低碳行动,在设计碳税等减排机制时还要关注不同地区和收入群体在支付意愿和能力上的差异。     

尊重农民意愿严禁强拆强建

2011年12月28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红头文件——《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