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居民颅面部形态变异及其在人群形成上的意义

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古代居民遗骸的研究来探寻人群形成、适应、迁徙、融合历史是生物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甘青地区地处我国西北,位于新疆与中原之间,是人群迁徙与交流的关键地区。以往研究发现该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居民具有的一些独特的头面部特征,如具有偏狭的中颅型、高颅结合狭颅、中等偏狭的面宽、高而狭的面型、中等的面部扁平度、中眶型、狭鼻型和正颌型。一些学者就来自周边地区人群迁徙或基因交流对甘青地区古代人群形成的影响做过探讨。由于迄今开展的相关研究及掌握的数据资料有限,学术界对甘青地区古代人群内部的变异情况、时代变化及其与周边地区人群的差异程度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对新石器时代以来甘青地区人群的形成过程以及与东、西方人群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本文通过对243例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人群颅骨测量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结合相关考古学和古环境学资料,对该地区古代居民颅面部形态特征的总体表现特点、时代变化、内部变异及与周边地区人群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1）从整体颅面部特征上看,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人群介于典型西方人群与中原人群之间,但与中原人群更为接近;2）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人群颅骨测量特征呈现一定的时代变化。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颅型趋向圆颅和阔颅化、面型趋狭、鼻型趋狭、眶型趋高;齿槽部的突颌水平变小;3）甘青地区古代人群颅面部测量特征的内部变异程度介于新疆与中原人群之间。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甘青地区人群颅面部测量特征的内部变异呈减小趋势;4）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甘青地区古代人群部分颅面部测量特征呈现出与西方人群接近的趋势。基于本文的分析,认为气候环境、生业方式以及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共同造成了甘青地区古代人群颅面部形态特征的变化,甘青地区古代人群形成以受到中原人群影响为主。

     

翰林路上的市声书影

说沈阳往事,花街柳巷,碧霞宫阙,七十二陂春水,十二楼头烟云,古都盛京何等繁华。这里尽管难比易顺鼎所说的“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的六朝金粉之地,但两干多年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沈阳也有着金朝觐所描绘的“三干化宇风云会,十二重楼烟雨中”的博大与繁华,几乎每一条道路上都飘浮着多彩的历史烟霞,每一条胡同里都掩藏着美丽的人文故事。     

青藏高原东北部甘加盆地古梯田地层与年代初探

梯田是人类几千年来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象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甘加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甘肃省夏河县,盆地内的丘陵、山麓地带分布大面积的层状梯形景观,疑似弃耕的古代梯田。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基于卫星遥感资料,通过GIS手段分析发现古梯田面积为42.2 km²（约63000亩）,主要分布在盆地内央曲河及其支流两侧海拔2936~3326 m间的山坡上。通过对3个古梯田剖面样品的磁化率、总有机碳/氮（TOC、TN）含量、孢粉、粒度等环境代用指标分析,同时对比具有准确年代控制的自然剖面磁化率与粒度。研究结果显示：梯田开垦于晚全新世（距今3000 a）古土壤,梯田剖面顶部25~35 cm不同于自然剖面而呈均一化的指标证实了耕作层的存在（距今约1000 a以下层位）;但耕作层之上TOC、TN含量的增多,以及梯田剖面与自然剖面整体一致的指标变化趋势说明了梯田被短期利用后长期废弃;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推断夏河古梯田是在北宋“弓箭手屯田”制度（1074—1125年）下开垦的;气候重建资料显示该时段温度较高、降水增加,整体有益于农业生产。本文提供了过去人类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典型案例。     

光武帝刘秀封其为“神后” 宋高宗赵构亲改其为神垕 住建部国文局列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以历史文化传奇色彩“中国钧瓷之都”烘托出其地名丽韵

神垕镇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处伏牛山浅山区,在禹州市西南30公里的箕山山脉东南端边缘地带。历史上,神镇曾是我国北方的钧瓷的主产地,因此其瓷器精美而闻名全国,素有"中国钧瓷之都"之美誉。2005年11月,神镇被住建部、国家文物局命名为第二     

南粤古驿道红色寻踪——基于《寻乌调查》的历史地理分析

基于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寻乌调查》,利用历史地图资料,结合当前遥感影像数据、道路地名信息及相关历史资料等,运用GIS技术对历史资料进行还原处理,从交通区位、经济地理与区域文化等方面,对20世纪30年代寻乌与南粤的区域历史地理关系进行研究：1）还原并佐证了《寻乌调查》描述的区域交通系统,梳理出寻乌与南粤区域水陆交通网络及交通运输的基本特征,寻乌典型的边区区位与自然地理等条件,成就了其联系南粤的交通枢纽功能。2）寻乌与南粤的区域经济地理关系具有典型的“盐上米下”特征;寻乌在区域贸易流通中承担着中转站的功能,但边区市集发展程度较低,寻乌的社会经济深受以梅县为腹地的南粤地区发展的影响。3）南粤革命力量对中央苏区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红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理解寻乌与南粤的区域历史地理关系,既对当前的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具较强的指导作用,也为当前的南粤古驿道活化和开发提供了一条“寻乌调查红色之旅”路线。     

历史时期流域生态安全探研——以汾河上游为例

本文选择了位于生态脆弱区的汾河上游为研究区域,运用"系列横剖面"、"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等方法,对历史时期流域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索。研究表明:与历史时期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人类对环境的干预及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力较低,故历史时期流域生态安全也存在波动变化;研究历史时期生态脆弱地带的流域生态安全,人口数量、耕地数量、畜牧业开发程度、国家政策、战争频次等应是主要指标;在"压力-状态-响应"评价体系下,压力、状态指标安全指数呈下降趋势,响应指标安全指数反之,民间控制行为的出现反证了生态演变程度的加剧。本文研究复原了历史时期汾河上游生态安全演变态势,但如何量化不同阶段的流域生态阈值,并进行生态安全性的判别等,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纪念军中英雄的地名——地名与军事历史文化

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反映古代战争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蕴含着人民对壮烈场面的感怀和对英雄人物的追念。比如,闽台人民为了纪念郑成功,不但保存着一些郑成功军事活动的遗址,而且还用这位民族英雄的名字为相关的地区名命。1645年清兵入关,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郑芝龙向唐王引见其子成功,唐王赐成功名朱,后来民间也称郑成功为国姓爷。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后,又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以后人民又奠称他为延平王,这些称呼在一些地名都得以应用。在郑成功的根据地厦门,地名中就有演武亭路（郑成功部队演兵处）、洪本部（郑氏部将洪旭办公处）、水操台（鼓浪屿郑成功演兵处）,还有延平郡王祠、延平故垒等。在同安县,有两处国姓寨;在晋江县,有国姓城;     

鸭子的故事

临武鸭是中国的八大名鸭之一,属肉蛋兼优型,有着上千年悠久的养殖历史,曾作为朝廷的贡品,声名远播。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组织了对临武鸭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的审查。     

云南洱海炭屑记录揭示的近千年来古火演化历史

中国云南地区是森林火灾多发的典型区域, 了解该地区近千年来古火灾的演化历史及其驱动机制对于未来区域森林火灾的防护与治理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本研究以滇西北地区洱海湖泊的3个沉积岩芯(EHB1岩芯, 58.5 cm; EHN1岩芯, 78.5 cm; EHB2岩芯, 80 cm)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沉积物中高分辨率炭屑记录的分析, 基于 ²¹⁰Pb/¹³⁷Cs和加速器质谱法(AMS)¹⁴C测年技术建立的年代序列, 重建了洱海地区近千年来的古火演化历史。研究结果表明, 基于洱海湖泊沉积岩芯上部大炭屑指标重建的火事件与现代森林火灾记载资料的对比, 确定了大炭屑指标反映湖泊周围约10 km范围即大理市的古火活动情况, 验证了炭屑记录在重建古火灾活动方面的可靠性。古火历史的重建结果显示近千年来洱海地区共发生20次火事件, 其主要集中在1200~1350 A.D.期间和1540~2000 A.D.期间; 近千年来, 洱海地区古火活动的强度整体上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 其中火事件的发生频率及其强度在近100年均达到千年来的最高值, 分别对应10次/300年和652.4粒/cm²/peak。炭屑记录和古火活动与区域高分辨率气候记录、植被状况以及人口历史资料的相关分析、冗余分析(RDA)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大理州人口变化是洱海地区近千年来古火活动最重要的驱动因子, 其次为区域降雨量和植被类型, 温度和植物量则对区域古火活动的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