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开发区域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因素及其区域影响——以广东东莞市为例

优化开发区域是区域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其内部企业迁移的规律比较复杂。选择制造业发达地区——广东东莞市为案例区,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和调查问卷法探讨优化开发区域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影响。研究表明,现阶段东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迁入并存,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是要素成本、环境管制、区域依赖性和地方政府博弈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产业基础、区域创新要素、产业政策和区域软环境等因素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迁入;企业迁移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区域生产空间质量和优化区域国土空间结构。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沈阳市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研究

本文以沈阳市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研究装备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用区位熵、罗仑兹曲线、集中化指数等方法研究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的集群状况,用投入产出法研究沈阳市装备制造业集群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状况。得出以下结论：①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在2001—2005年期间,2002年综合发展水平最低,2004年综合发展水平最高。在构成装备制造业的各产业中,除电子机械制造业以外,都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具有产业聚集效应。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应以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制造业为支柱和增长点,构建装备制造业基地,带动其他类别装备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与振兴,并最终发展和完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③沈阳市装备制造业虽然具有一定规模的集聚优势,但没有形成各类型企业密切合作和分工完善的网络体系,并不能真正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影响装备制造业集群创新的主要原因是地方企业配套网络组织体系尚未形成和创新要素的缺乏。④沈阳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远不能适应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的要求,滞后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降低装备制造业集群的交易成本,为其提供必要的智力服务和劳动力资源,有助提升装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沈阳市应在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水平。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基于制造业企业级数据,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规模格局始终呈东部沿海导向下的核心-边缘模式,沿海三大城市群规模优势明显,西南、西北以及青藏地区规模最小。② 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格局总体呈“马赛克”式的混合分布模式,东北、黄河中游等传统工业基地的UPG指数下降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则不断提升。③ 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协调度水平稳定上升,总体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但协调度水平及其成长格局具有“东-中-西”阶梯式降低特征。     

Evolving a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This paper, concerning une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ore-periphery gradi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ros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and ass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ovinces hav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has pre- sented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pattern, the core evidently skewing towards east-coastal area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reforms and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loca- tion is gradually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provinces. The core provinces specialize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s well as a high consumption ratio, a high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labor or hu- man-capital intensity. However, it is the opposite with regard to peripheral provinces, in addi- tio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gradually concentrating in these areas. To a certain de- gre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determ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ions along different gradients becomes unsynchro- nized will be a long-term trend.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regions are bound to develop indus- trial sectors in line with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 A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industries also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ls across regions arise because of not onl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inconsistent evolving trend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each province.     

基于企业大数据的京津冀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之一,也是经济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对产业集聚的机制解释往往由于没有很好的区分产业空间分布形态和产业集聚阶段而出现偏差。本文基于3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微观数据,利用DO指数方法计算了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空间分布形态,利用Hurdle模型定量解释了集聚形成和集聚提升两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京津冀地区分别有124个、127个、129个三位数行业集聚,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强度较高,但整体集聚强度出现下降,从0.332下降至0.261。② 制造业集聚存在两阶段且主导因素存在差异。在集聚形成阶段,企业主要考虑基础条件,农业资源和交通运输有负向作用,劳动力池和外商投资有正向作用;在集聚提升阶段,企业更侧重于集聚经济和政策等因素,产业内部关联和产业外部关联有正向作用且前者作用更强,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和电力燃气水资源起负向作用。③ 影响因素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具有尺度效应,均随距离扩大呈现减弱趋势,但不同因素对距离的反应存在差异。     

中国城市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制造业企业网络视角

基于制造业企业网络视角的城市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的研究将加深对城市网络演化规律的理解。利用2020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网络数据和隶属联系模型构建城市网络,研究了中国城市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的演化特征,定量测度了核心—边缘结构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解析了城市网络地位分异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 2005—2020年,核心区块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主要由直辖市、经济特区以及东、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组成,这些城市通过互惠性的链接关系形成了凝聚子群,网络权力较为集中;边缘区块的城市则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经济联系相对稀疏,整体网络结构并不稳定,城市的发展受到了网络资本的约束。关键资源、基础设施和区位优势是影响中国城市网络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择优选择、网络邻近和路径依赖构成了中国城市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这将进一步增强核心城市的网络地位。在网络环境下,城市间的差距趋于扩大,城市网络地位的提升取决于城市在网络中的影响力,中国城市化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鹰图PP＆M获评“最佳工厂设计软件供应商”

前不久,2013亚洲制造业大奖晚宴暨颁奖典礼在新加坡举行,鹰图PP＆M获得工业软件类别“最佳工厂设计软件供应商”奖项。这是鹰图PP＆M第一次在亚洲制造业大奖上获奖。     

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以广州市狮岭镇皮具产业为例

作为世界城市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一直是研究重点。以广州狮岭皮具产业为例,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为对象,研究了外向型制造业中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研究认为：正规企业为满足产品生产和降低成本的需求而采取的生产分包模式是非正规部门形成的根本因素;正规企业劳动保障的缺失与工人对自由轻松的工作方式的追求促使工人转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市场,推动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当地宽松的管制环境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全球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研究支持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发展中有利的组成要素。非正规部门不是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跳板”,而是他们逃避正规经济过度剥削的“避难所”。最后讨论了有关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劳动者的政策启示。     

云南省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研究

长期以来,制造业是云南省新型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升生产效率、改进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分工将是云南省进一步推进"桥头堡"建设下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文章运用云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选用樊福卓的地区专业化系数,从地区和行业两个角度研究云南省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状况。结果表明,云南省制造业整体的地区专业化水平较低,制造业发达州市的地区专业化水平低,欠发达州市的地区专业化水平高;区位条件、行业规模与特征是影响地区专业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州市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城市规模给出相应的制造业专业化分工方式,以期为云南省新型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