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地区入境旅游共生关系检验研究

 由于区域背景和旅游区域合作的共生环境,青藏地区旅游在本质上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引入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分析了青藏地区之间的共生关系,结果显示：青藏地区两共生单元之间存在正相关;共生单元之间的特征共生度均为“+”,表示青海和西藏两个共生单元为共生关系,且两个单元处于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共生单元相关系数0.5＜θMa＜1,说明青海入境旅游对西藏的影响较大,而西藏入境旅游对青海的影响却较弱。说明地理邻近和历史关系结构邻近的青藏文化地理单元入境旅游之间紧密相关,存在较强的共生关系。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南海诸岛地名文化

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政治敏感地带,多国为主权归属问题摩擦不断,研究其地名文化历史演变问题可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提供有力证据。基于南海诸岛地名命名、变更和演变等资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分析《更路簿》和不同时期公布的南海诸岛命名资料,并利用 GIS 将地名的演变情况进行地理可视化表达,同时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开发者--渔民和老船长等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南海诸岛的土地名主要依据岛礁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而命名,地名的更替、消亡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关;1935 年公布的地名以音译英文地名为主,1947 年更名以去外国化、美化、纪念地名为主,1983 年对 1947 年所公布的标准地名更改很少,在这 118 个地名中,增加了前几次未公布地名 39 个,这些地名几乎都沿用渔民命名的土地名。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旅游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研究

旅游产业结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系统结构,旅游产业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对地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将自组织理论引入到旅游产业结构研究中,分析了旅游产业结构系统的自组织性,构建以实现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旅游产业自组织理论,探讨实现旅游产业结构自组织的途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旅游业的食、住、行、游、购、娱等部门组成的耗散结构,进而实现旅游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天山北麓灌溉绿洲的形成和发展

17世纪以前，天山北麓是以牧为主地区，由“兵屯”建立的古代绿洲仅在交通要道呈星、点分布，且屡兴屡废。18－20世纪中叶，由清朝到民国，大力发展屯田，使社会发展进入半农半牧时期，这里形成的旧绿洲，呈断续岛状小片。1949年以后，由大规模农垦建立的新绿洲群，把分散小片旧绿洲联结在一起，形成与天山相平行绿洲带。本区绿洲形成特点是由屯垦和内地移民发展起来，起步虽晚，但发展很快；而且古绿洲、旧绿洲和新绿洲之间有延续性，不象塔里大盆地的很多古代绿洲已沦为沙漠、戈壁或风蚀地。     

贵州乌蒙山区资源相对承载力的时空动态变化

贵州乌蒙山区是国家划定的18片贫困区之一,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山区人地资源矛盾日趋突出,已严重阻碍了乌蒙山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运用并改进了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思路和计算方法,研究了1995~2006年贵州乌蒙山区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生活水平的相对承载力和综合承载力的时空动态变化过程。对于认清和把握乌蒙山区资源承载力变化规律,完善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研究表明:贵州乌蒙山区人口严重超载,而承载人口的主要资源为土地资源,经济资源和生活水平承载力偏低;相对资源承载力空间差异显著,绝大多数县域综合承载力均处于超载状态。     

黄土高原大南沟流域非耕地中土壤养分变化

选取黄土高原区大南沟流域非耕地中灌木林地、摞荒地、荒草地、林地土壤养分数据,利用常规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水土流失造成摞荒地中土壤养分最低,需要把摞荒地改为灌木林地或林地;(2)磷含量从生长季开始随着时间推移一般呈现逐渐降低趋势,主要是水土流失造成的;(3)改变非耕地土地利用结构,增加地表植被覆盖率;占黄土高原一半以上的非耕地区是环境脆弱区之一,非耕地区土壤养分变化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为土地利用结构的改变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长江中下游岸线资源的特征及其开发利用

运用大比例尺水下地形图，在岸线资源总量勘查的基础上，评价了长江中下游干流岸线的水深条件、岸线稳定性条件和建港自然条件，分析了本区域岸线资源的基本特征，提出了长江岸线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和中下游干流岸线利用建议。     

南太行——中条山植物区系地理研究

南太行—中条山地区是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薄弱地区之一。本区约有种子植物1627种,隶属618属142科。通过该区种子植物各类地理成分分析及与相关地区的比较,得出:本地区植物区系具有温带区系特点,又具有温带向亚热带区系过渡性质,是华北植物区系分区南部亚区的一条重要界线。该地区存在许多古老及残遗植物,表明该区系起源古老,同时也是产生新分化的中心之一。     

2010—2015年中东北非政局变动中的“政治性民意势力”及其影响

援引批判地缘政治学话语权和地缘政治想象分析方法,在对“民意”“政治性民意”“政治性民意势力”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2010—2015年中东北非地区相关国家政局变动中“政治性民意势力”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其影响。结果表明：中东北非国家“政治性民意势力”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国内背景和复杂的国际背景;“政治性民意势力”的形成经历了从民意事件客体的呈现,到民众聚集并上升为政治性议题,再到国内外势力借力博弈形成挑动抗议、推动政变的政治力量的过程;“政治性民意势力”形成以后,多行为体借力博弈下,在国别、区域上呈现不同的扩散轨迹和规律;“政治性民意势力”一方面造成了中东北非相关国家的政局变换,另一方面则推动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这是对民意事件的地缘政治理论解读和分析,是一次较为有意义的尝试。     

腾格里沙漠东南缘4种灌木的生物量预测模型

灌木生物量模型是预测灌木生物量最有效的方法。选择腾格里沙漠南缘荒漠生态系统中常见的4种灌木（驼绒藜(Ceratoides latens)、盐爪爪(Kalidium foliatum)、珍珠猪毛菜(Salsola passerina)、红砂(Reaumuria soongarica)）为研究对象,以株高（H）和冠幅（C）的复合因子灌木体积（V）为自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分别构建了4种灌木和混合物种的叶、新生枝、老龄枝、地上部分、地下部分和整株生物量的预测模型。通过决定系数（R2）、估计值的标准误（SEE）和回归检验显著水平（p＜0.05）筛选出了最优的生物量估测模型。结果显示:4种灌木的生物量模型主要以幂函数W=aVb为最优模型,少数以三次函数W=a+bV+cV2+dV3为最优模型。灌木生物量与V之间呈极显著的相关关系（p＜0.001）,决定系数较高,分别为:叶片（0.775＜R2＜0.866）,新生枝（0.694＜R2＜0.840）,老龄枝（0.819＜R2＜0.916）,地上部（0.832＜R2＜0.917）,地下部分（0.74＜R2＜0.808）,全株（0.811＜R2＜0.912）,说明预测模型可以应用于此4种灌木的生物量估算。不同物种之间及不同器官之间的生物量模型存在差异,在实际使用中,要根据物种来选择相应的模型。生物量模型的建立有助于全面估算荒漠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并进一步评估生态系统不同碳库的碳存储量与碳循环。为有效提高荒漠草地碳储量、合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和人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