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稀土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科技冷战”以来,被誉为“高科技命脉”的稀土,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厘清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流动态势、把握中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中的地位变动,对中国资源安全格局的整体优化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长久维持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数据、相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指标及联合国投票数据,借助相互依存指数、地缘亲和度模型、GIS空间技术以及负二项面板回归等手段,探讨了中国稀土产品对外贸易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稀土贸易存在较大波动,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整体呈现“升—降—升”发展态势。② 中国稀土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且路径依赖增强,出口市场逐步多元且路径依赖减弱。中国主要出口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下游产品,进口具有较低附加值的上游矿物类产品。③ 中国在全球稀土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整体强化。中国与多数友好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优化态势,但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歧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恶化态势。④ 国家主体属性、国家间邻近性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等对中国稀土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集散态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依然保持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胡焕庸线两侧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决定了这一格局的长期稳定性;人口空间集中化趋势在21世纪初的10年内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但在2010—2020年间成为各区域的共同特征。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持续增强,2010—2020年的优势更加凸显,但这种行政力量主导的首位度提升效应将随着全省发展阶段的演进而逐渐弱化。人口变动的区域分化明显：沿海城市群的空间连绵化逐渐形成了强吸引力、高承载力的沿海人口增长带,东北地区几乎转向全面的人口收缩,中部各省依托省会展开的人口竞争依然激烈,川渝黔地区普遍实现了人口的止降回增,西北地区则面临人口收缩风险。此外,区域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逐渐从经济要素主导转为经济要素和舒适性要素并重,各地区舒适性的差异可能将成为影响未来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2001—2020年中国地表温度时空分异及归因分析

地表温度（LST）变化对陆面过程的能量收支平衡与生态系统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MOD11C3数据,使用回归分析、GIS空间分析、相关性分析及质心模型等方法,分析了中国2001—2020年LST变化及其时空分异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中国38个生态地理分区下LST变化的主导因子,进而探寻其形成原因。结果表明：① 中国2001—2020年LST气候平均值为9.6 ℃,整体呈东南及西北干旱区高、东北及青藏高原低,平原高、山区低的基本格局;LST与海拔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达-0.66;第一阶梯负相关性最为显著,相关系数达 -0.76,LST递减率为0.57 ℃/100 m;② 中国2001—2020年LST倾向率为0.21 ℃/10 a,升温区占国土面积的78%,整体呈现“多核式升温,轴线式降温”的空间特征;③ 中国LST及变化具有显著的季节性特征,冬、夏两季均温空间分布较其他季节的差异较大且波动更为明显;季节性升/降温区的质心轨迹呈环状,且运动呈现出对应的季节性反向轨迹,降温区质心移动幅度更大,说明降温区的区域差异性和季节变异性较大;④ 中国LST变化由自然影响与人类活动共同驱动,其中自然因素贡献更大,日照时数和海拔是关键因子;两大主导类型在空间分布上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其以东区域多以人类活动强度为主导并与地形因子共同作用,而以西区域则多以自然因素为主,通过与气候、地形、植被等因子的相互耦合从而增强/削弱LST变化幅度。本文可为应对气候变化、解析地表环境模式、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提供科学参考。     

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准确认识和把握21世纪前20年中国人口迁移的地理格局和影响因素,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借助特征向量空间滤波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ESF PPML）引力模型,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2000—2020年间人口迁移格局总体稳定,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网络溢出效应,大量人口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迁移至东部地区;② 人口迁移格局稳中有变,不平衡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显现出南北分异趋势,东北地区人口迁出强度不断增强; ③ 传统引力模型因素（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工资差异、科技教育投入占比、医疗水平）、社会网络因素、环境舒适度（PM_2.5浓度）以及生活成本（住宅价格占比）共同影响人口迁移格局;④ 区域经济差异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步弱化,人口迁移逐渐转变为对工资收入、高质量公共服务、环境舒适度等多因素考虑的决策过程,生活成本逐渐对人口迁移产生显著影响。     

江苏省流动人口城—镇—乡分布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以江苏省为研究区,探索了2010—2020年间流动人口在城、镇和乡（即城区、镇区和乡村3类地域类型）分布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江苏省城和镇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普遍增加,但镇的增幅明显高于城,乡的流动人口占比却在近一半的市县出现减少。② 江苏省流动人口苏南—苏中—苏北分布的梯度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苏南仍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高地,但苏中和苏北的镇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吸引显著增强。③ 苏南一些乡和苏中、苏北一些镇流动人口占比有明显提升,体现了乡镇对流动人口的集聚能力。④ 模型结果显示,政府社会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增强城、镇、乡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城和镇对两类流动人口占比的影响有所不同;产业的影响因城、镇和乡的不同而分异：工业在城、镇、乡均为正向影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城镇仅对省内流动人口占比具有正向作用;农林牧渔业在乡为负向影响。     

历史地理视角下丝绸之路空间格局及影响研究

已有的“一带一路”相关研究已逐步引起了学界对历史文化资源于今日发展影响的关注,然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依托和出发点,丝绸之路相关量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从文明的角度来说,如何认识丝绸之路是当代中国理解全球的关键。运用OLS、Logistic回归等手段,定量探讨了丝绸之路路线的形成动因以及其对历史及当代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丝绸之路道路密度分布总体处于波动状态,在以罗马、长安、大都为代表的交通网络起始点以及撒马尔罕、塔什干为代表的内线重要中转枢纽处密度数值大幅提高。② 作为商业贸易通道,丝绸之路路线选择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地理因子,主要倾向于低坡度、高起伏度的地区,这一点在中亚复杂山地地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③ 丝绸之路的开辟与通畅,对当时社会经济、城市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丝绸之路道路密度同距最近海岸距离、纬度、历史文明指数等指标一道构成了古代城市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④ 丝绸之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对今日经济的发展仍起着难以否认的支撑作用。丝绸之路道路密度每增加1%,所在区域夜间灯光指数增加0.373。本文通过横跨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的探索能够很好地提供差异化理论视角和技术手段助益,为相关研究的开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与启发作用,同时也为“一带一路”相关理论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历史证明。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资源空间数据,集成相关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数据,采用最邻近分析、核密度估计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新疆非遗的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究影响新疆非遗空间分布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结果表明：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呈现北多南少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喀什、伊犁、塔城、巴州和乌鲁木齐等地（市、州）;新疆非遗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不同类型非遗的集聚程度也有差异,在空间上形成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为核心的一级组团、伊宁和喀什为核心的二级组团以及以塔城、哈密和阿克苏为中心的若干三级组团。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文化因素（0.5494）>经济因素（0.4597）>自然因素（0.2285）。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协同效应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更明显。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时空间行为视角下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进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建设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交通相关的社会排斥研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社会空间分析、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比较研究等,形成了基于空间和基于人群的2种研究范式。但关于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社会群体的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仍然缺乏对空间与行为互动的内在因果关系的有效论证,迫切需要从地理空间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时空间行为入手,厘清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和作用机理。论文梳理了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式与测度方法,重点从时空间行为视角阐述了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研究的内在逻辑和实证结果,并结合中国实际,试图构建时空间和行为互动的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框架,为消除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障碍、建构多尺度社会融合路径、建设更为包容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持。     

2000—2019年越南人口时空分异特征及其 演变类型

越南是中国重要的海陆邻国,开展其人口分布的研究对揭示越南人口发展规律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越南2000—2019年人口统计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了越南21世纪以来人口时空分布特征,并依据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划分其人口演变类型,最后从地形起伏度,人均GDP和外商投资总额3个因素分析了越南人口时空分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越南人口总量即将突破1亿大关,但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近年来逐渐稳定在1.10%左右。②“南北多中间少,东部沿海多,西部内陆少”是越南人口空间分布总体特征,这与其国土形状与地形特征紧密吻合。近20年越南人口高密度地区基本稳定,全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小。③越南人口分布演变类型以中高密度慢速增长为主（61.91%）,而人口快速增长地区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发达地区的中高密度快速增长与西北部边境和西原地区的低密度快速增长两种类型。④以地形起伏度为代表的自然地理要素决定了越南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以人均GDP和外商投资总额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集疏过程的根本动力,但越南边境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则明显受到政府宽松的生育政策和对主体民族京族移民实边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