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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广州市土地覆被格局异质性的尺度与等级特征   总被引:9,自引:0,他引:9  
龚建周  夏北成  李楠 《地理学报》2006,61(8):873-881
基于SPOT遥感数据源形成广州市土地覆被类型图,在中心城区选取互相垂直的南北和东西两条样带,用Fortran编程计算各样带在125m、250m、500m和1000m 4个幅度下的景观多样性指数,以及Moran I、Geary C系数和半变异函数。再将样带分别自北向南和自西向东等间距划分,形成一系列面积相等的区域,计算各区域以及样带整体上的多样性指数的尺度方差。结果表明,土地覆被景观多样性在不同的研究幅度下都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具有方向性。尺度方差结果显示,尺度方差与尺度和幅度都有关,随着研究尺度增大,尺度方差都呈下降之势,而随幅度增大,尺度方差并非单调变化。如125m和250m两种幅度时,方差随着尺度增大而减少。尺度方差结果进一步揭示研究样带上土地覆被存在多尺度等级结构,并且具有方向性特点,同时也反映尺度方差不失为景观异质性研究的一种有效方法。  相似文献   
112.
地学信息图谱所研究的地理空间规律和地理过程均具有一定的区域相似性, 故其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因此对地学信息图谱的研究均有空间和时间尺度方面的范畴。尺度是研究客体或过程的空间维和时间维。根据研究性质、研究对象的空间规模等方面的不同,地学信息图谱的空间尺度可分为大尺度、中尺度和小尺度;按研究的时间尺度不同,地学信息图谱的时间尺度可分为长时间尺度、中等尺度和短时间尺度。地学信息图谱的时空维是指地学信息图谱数据源的时空维或地学信息图谱可以表达的时空维,不同的时空维表达不同的特征和内容。  相似文献   
113.
磁尾爆发性整体流与亚暴的关系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下载免费PDF全文
利用星簇Cluster的三颗卫星(C1, C3和C4)在2001年和2002年的数据,研究磁尾爆发性整体流(BBF, Bursty Bulk Flow)事件及其与亚暴的关系. 三颗卫星可以同时观测到同一次BBF事件, 有时只有一颗或两颗观测到BBF,其原因有:(1)等离子体整体流的速度峰值满足BBF选取原则中的峰值要求, 但卫星的运行轨道不满足;(2)卫星处于所要求的区域内,等离子体整体流的速度峰值不满足;(3)中性片的复杂结构及其运动使得选取条件不能同时满足;(4)BBF空间分布高度局域化. 统计研究结果表明:单颗卫星观测存在局限性, C1、C3和C4卫星独立观测到BBF的持续总时间分别占它们联合观测到的5507%、7748%和5552%; 大部分亚暴爆发期间都能观测到BBF, 甚至在一次亚暴爆发期间观测到多次BBF; 少数亚暴爆发期间没有观测到BBF.  相似文献   
114.
陕西关中地区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分形研究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文章从分形理论在城镇体系研究中的应用入手,根据豪斯道夫(Hausdorff)维数,运用Zipf公式,对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城镇等级规模结构进行了分维测算。结果表明,该区域城镇体系具有分形特征,说明分形理论适合关中地区城镇等级规模结构的测算分析。并在分形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区城镇规模结构的分布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分形理论的测算与分析结果,提出了关中地区城镇体系结构和功能优化的建议。  相似文献   
115.
车载移动测量系统作为一种先进的测绘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大比例尺测图项目中。SSW车载激光建模测量系统能够快速、高效、精确地完成大比例尺测图数据采集、处理等工作。不同比例尺对精度的要求不一样,而本文选择若干试验区,探讨不同的数据采集与处理方式对精度的影响,然后制订相应的精度控制方案,提高数据的精度,满足1∶1 000比例尺测图要求。  相似文献   
116.
任以胜  陆林  虞虎  朱道才 《地理学报》2020,75(8):1667-1679
流域生态补偿是中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区域保护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环境政策,涉及区域利益主体权益差异与协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和合作模式构建等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的博弈行为,探究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粘性,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尺度转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理评价和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117.
中国城市标度律及标度因子时空特征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焦利民  雷玮倩  许刚  徐智邦  周正梓 《地理学报》2020,75(12):2744-2758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系统中城市要素与人口数量之间的规模缩放关系,但标度律在中国城市系统中的适用性和意义尚不明确。本文采用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究不同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关系,并从时空维度探究标度因子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作为典型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发展符合标度律,且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显著,而土地利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还有待增强。部分基础设施、生活设施要素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或线性关系,与预期的次线性相悖,基础教育、医疗等要素的标度因子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次线性阈值,反映了公共资源向大城市聚集、不同规模城市发展不平衡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系统的独特性。标度因子的区域分异反映城市发展协调程度差异,其中东北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差异最为显著。主要城市要素标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表明,中国大城市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在2009年最为显著,而后略有下降;中国大城市土地扩张总体上自2000年以来持续加速,2008年以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管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外延式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紧迫性。中国城市标度律研究有助于认知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系统特征和演化规律,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相似文献   
118.
国际贸易地理研究进展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陈韬  贺灿飞 《地理科学进展》2020,39(10):1732-1746
全球化时代的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似乎逐渐将世界经济连为一体,但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仍然显著地受到地理因素影响。与此同时,经济地理学对国际贸易地理的理论建构存在欠缺,其对国际贸易研究的贡献目前集中于对国际贸易地理格局和贸易网络异质性的描述分析上。在此背景下,论文从生产、流通和消费3个方面归纳国际贸易研究对地理因素作用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① 生产上的地理差异经由机会成本差异促进贸易;② 流通上的地理差异经由贸易成本而抑制贸易;③ 消费上的地理差异经由市场需求地空间差异而影响贸易。通过总结贸易与制度变迁、贸易与集聚、贸易与不平等、贸易与创新、贸易与污染间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认为当前国际贸易研究存在如下局限:① 并未深入讨论地理变量的内生性,即贸易可能反过来塑造地理差异而非仅由地理变量决定;② 相对缺乏多尺度、跨尺度视角,即贸易理论预测的宏观尺度贸易利得在中观、微观主体上并非均等分配,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③ 部分研究对产品异质性缺乏探讨,无法全面刻画贸易的差异化地理效应。据此,经济地理学未来对国际贸易研究的贡献可能在于运用多尺度、跨尺度联系的视角深入阐释贸易与地理的多维度异质性和复杂互动。  相似文献   
119.
宋周莺  祝巧玲 《地理科学进展》2020,39(11):1785-1797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6大经济走廊之一,而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环节。研究中巴贸易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其贸易潜力,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论文从中巴贸易发展态势、商品结构、空间格局等方面揭示中巴贸易关系,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巴贸易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探析其发展潜力,以期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 中巴贸易发展迅速,中对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中国主要出口机械及电气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进口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② 中国各省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合作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省份与巴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各省份除新疆外与巴基斯坦贸易额均较小。③ 中国多数省份对巴贸易商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动,其中,新疆、山东等进出口商品结构多元的省份的变动相对较小。④ 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对中巴贸易拉动较强;海运距离对中巴贸易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领土接壤为中巴组织边境贸易提供了良好条件;铁路和水运口岸的建设对中巴贸易具有积极影响。⑤ 中国各省份与巴基斯坦均有较大贸易潜力,内蒙古、云南、广西、陕西等省份的合作潜力更明显。  相似文献   
120.
农户的非农就业如何影响中国的土地流转?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rural land circulation in China,we built logit models using the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2013 dataset,which includes 18,948 household samples over 15 provinces,126 cities and 234 counties of China in 2013.We use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ers and non-agricultural fixed operating assets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the households’dependence on agriculture,the degree of the households’laborers committed to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farmers to transfer out their land,and an increase in non-agricultural income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assets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land,followed by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Per unit increase in th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ratio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transfer-out decision than it does on the transfer-in decision,which is a 0.09 increase of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fer-out the land and a 0.07 decrease of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fer-in the land.In term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when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the land transfer-out decision,the impacts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labor force are the greatest in the Central region.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assets is the greatest in the Eastern region.For the Eastern region,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out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and 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out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in that order.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non-agricultural income,in that order.We note that non-agricultural assets have a prominent impact on land transfer,which shows that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and transfer decision-making.Vocational training for rural labor forces may be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stabl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simultaneously facilitate rural land circulation,especial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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