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公寓更新中的居住形式与居民政治倾向关系研究

韩国首尔江南区是富有中产阶层主要聚集区,是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城市空间变化的典型。在韩国,房地产政策是韩国各党派政府维护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手段,城市更新与公寓重建是提高房价的重要手段,并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和生活产生不同影响。公寓重建是韩国阶层、党派之间尖锐政治斗争的对象。首尔江南区住民基于自身阶级身份与利益组成利益共同体,参与推动或阻碍公寓重建的活动。每四年一度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江南区呈现按住房价格而选择政党的阶级投票的规律。江南区案例表明虽然政府主导了江南区的城市更新与公寓重建,但当重建侵犯到地区住民的利益时,住民社会驱动力随时出现,并以选票形式对其进行反向干预。因此韩国社会团体与政府的互动塑造了江南区特有的阶层分化与住房分布形式。     

基于地缘位势模型的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关系探讨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突出的资源禀赋优势致使南高加索三国向来为多个文明交汇和大国博弈的地区,探究中国与其地缘关系的演变对双方的经济与地缘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国际关系学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2000—2020年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关系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 2000—2020年中国在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与“三阶段”演变特征,即2000—2005年为低位稳定阶段,2006—2012年为起步增长阶段,2013—2020年为快速增长阶段。(2)从2000—2020年地缘位势平均值、增长速度与增长幅度3个方面看均呈现出中国—亚美尼亚>中国—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的空间特征。截至2020年,中—亚地缘位势最高;从地缘位势时序特征看,中国—亚美尼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快速上升;中国—阿塞拜疆起步水平高,后期波动上升;中国—格鲁吉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均匀上升。(3)影响双方地缘关系演变的驱动因素分为正向驱动力与负向驱动力。正向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与地缘外交,其中地缘区位是本底力,地缘经济是主导力,地缘文化是潜在力,地缘外交是根源力。负...     

围绕南海问题的信息权力作用过程与机制研究

2010年以来,南海争端呈现扩大化和复杂化的态势,形成环南海周边国家侵占岛礁、域外国家广泛介入的局面,进而推动南海问题日益走向“国际化”。分析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挖掘南海问题“复杂化”的深层原因,这是理解当前南海局势、避免战略误判的重要支撑。文章借助GDELT新闻媒体数据库,提取2013—2021年有关南海问题的事件数据,利用年代约束聚类方法将南海问题划分为矛盾上升期（2013—2018年）和域外介入期（2019年以后）,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以及背后的信息生产网络。研究发现：1）矛盾上升期,围绕南海问题的合作与冲突主体主要为环南海国家;2）域外介入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结盟合作并围堵中国,中国在与域内国家紧密合作的同时,却成为冲突关系网络的核心,冲突关系复杂、合作关系萎缩与当前人们对南海问题有所缓和的认知形成矛盾,反映信息权力的作用愈发深远;3）信息生产网络中,美、英、澳等国家主导信息制造和加工过程,表明南海问题成为各信息行为体博弈的角力场。     

建设海洋强国的政治学解释——基于注意力配置的分析

基于注意力政治学的领导人注意力分析框架,对自2012年以来建设海洋强国这一国家级海洋战略的启动和实施进行分析,探讨建设海洋强国的作用机制。文章提出：1）领导人与政府有限的注意力是国际体系结构变化与国家行为产生之间的中介变量。2）国际局势变化、地方政府竞争、突发事件刺激和以往的从政经历是建设海洋强国的触发因素,驱使领导人和政府的注意力发生转移。3）领导人通过讲话、批示、视察等活动推动政策实施,这是测量领导人及政府对于建设海洋强国的注意力依据。注意力对建设海洋强国的作用机制体现在：1）国家海洋战略重置后,领导人与政府的注意力继续作用于新海洋战略的实施过程;2）领导人通过自身一系列的活动,如视察、批示,加快海洋战略的运行;3）通过设立高级别机构,高位推动建设海洋强国;4）通过国家媒体对海洋事务的持续议程设置,固定公众和社会注意力。上述作用机制有效地引导并锁定了中国对海洋事务的关注方向与重点,改变了传统中国“重陆轻海”的战略文化与社会认知。     

数字技术力量下的乡村重构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深入到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村社会关系及空间意义发生重构。信息化冲击下的乡村空间转变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其社会文化空间意义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构在内生逻辑上重塑乡村话语权力和主体身份。论文通过探讨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多维关系及其对乡村产生的多重效应,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异化、数字经济引发的话语与权力流变及乡村女性主体地位和身份的重构,解释了数字技术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及其建构下的乡村日常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拟为乡村性的分析框架提供有益的补充,为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理论借鉴。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的主体博弈与协商——广州石屋新村案例

以广州石屋新村为案例地,通过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收集文本材料等方式获取素材,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维度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分配正义、居住正义、边界正义和信仰正义4个维度,贯穿4个维度的核心和焦点是权力正义。② 4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前2个维度呼应了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部分观点,后2个维度是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③ 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政府、企业、村民各自的诉求,导致不同主体展演了多元复杂动态的空间正义博弈与协商过程。     

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3个维度审视多元权力主体的“物质－关系－情感”联结以及与旅游发展的自洽性。结果表明：1）物理空间在权力主体的更迭下得以重新规划,有助于劳动力的回流。村寨的原真性在规制的约束下得以维护,但建构的景观符号是对民族村寨的错位表达。2）对于社会空间中的冲突,当地居民采取退让不退出的策略与管理者达成空间错时使用与管理默契。威权人物寨老成为消解分歧、推动社会关系巩固与凝聚的代表。对游客及外来经营户的让渡与周全,体现了当地居民开放包容的待客之道与处事哲学。3）意义空间通过当地居民对节事、文化的情感注入,对文化惯习的传承、对乡约的承继、对怀旧物的回忆与想象得以再生产。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的民族村寨而言,多元权力主体会基于利益的共同性与社会关系的粘连性考虑,做出符合当地旅游发展与自身容纳限度的调适与让步,来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空间变化。     

山东省石灰岩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

山东省石灰岩矿产地分布于9个地市45个县（区、市）,其中,济南市28处、济宁市24处、枣庄市26处、临沂市21处、淄博市21处、泰安市15处、潍坊市12处、烟台市7处、日照市3处。已发现石灰岩矿床157处,资源储量大。山东省内石灰岩含矿层位多,出露范围广泛。不同成矿作用生成的石灰岩矿床主要赋存于奥陶纪马家沟群八陡组、五阳山组、北庵庄组;寒武奥陶纪九龙群张夏组;震旦纪蓬莱群香夼组,这些矿床属于浅海相碳酸盐岩含矿沉积建造。矿床类型为：海相化学沉积型、海相机械沉积型和海相生物沉积型,其中主要为海相化学沉积型。山东省产出的石灰岩新鲜面颜色呈黑色和灰色,隐晶质结构,块状构造。岩石主要矿物为方解石,少量白云石、黏土矿物和石英等。其中奥陶纪马家沟群中的块状石灰岩的化学成分比较稳定、质量省内最佳,CaO含量比较高,一般为50%～55%,最高达56%。炒米店组石灰岩含矿率较高,一般为70%（水泥用）、90%（建筑石料用）;崮山组石灰岩含矿率最低。石灰岩矿石类型划分为块状（泥晶）、鲕粒状、豹皮状、竹叶状、条带状、角砾状和叠层石等7种。本文总结了山东省石灰岩矿的岩石矿物学特征及成矿规律,明确了山东省石灰岩矿的找矿方向。     

东昆仑乌兰乌珠尔-十字嵩银多金属矿床成因研究

乌兰乌珠尔-十字嵩银多金属矿是东昆仑成矿带西段地区近年来新发现的大型矿床。本文在总结该矿床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规律的基础上,探讨其矿床成因。结果表明,该矿区NW向和近EW向线性构造是控矿构造,矿体形态多呈似层状、脉状、透镜状,矿石类型以银铅锌矿石为主,矿石矿物主要有方铅矿、闪锌矿、含铁辉银矿、含铁铜辉银矿等,矿石矿物多呈稀疏浸染状、星点状、脉状分布;花岗斑岩的成岩过程提供了成矿物质来源,矿床形成于晚三叠世后碰撞伸展环境,属于与浅成-超浅成侵入岩有关的热液脉型银多金属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