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港口腹地范围演化及其影响机制

本文尝试将海港和内河港的腹地范围演化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运用场强模型划分2001年、2008年和2016年长三角主要海港和内河港口的直接腹地范围,分析其演化特征,总结演化最显著的两大龙头港口——上海港和宁波港的腹地演化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港口场强分布特征是以三大海港为龙头形成三大高场强集聚区。② 港口直接腹地演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宁波港扩张的腹地范围基本来自上海港收缩的腹地范围。③ 上海港的直接腹地范围不断被宁波港袭夺是因为上海港通过市场主导和行政协调的机制,扩展了沿着长江布局的内河港口群水水中转的间接腹地,而非直接陆地腹地;相反,宁波港主要依靠行政机制和逐渐强化的市场力量,使直接陆地腹地范围逐渐延展到浙江全省。     

沙地节水渗灌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制

文章介绍了一种沙地节水渗灌自动控制系统装置,主要叙述了渗灌装置的结构组成与连接方法,以及系统的软、硬件组成与仪器功能指标,整个系统设计简洁,成本低,可靠性好,能自动监测沙地水分上下限和渗坛水位上下限,根据所需信息系统自动向管道供水,大幅度减轻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采用微机技术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管理,是我国节水渗灌农业值得推广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地中电偶极源极低频电磁场的分布与传播特征

利用层状大地中偶极源响应的正演算法, 计算地中电偶极源激发的极低频地震电磁场并分析其在地球环境下的传播特征.设计了多个水平层状地球模型, 分别模拟和展示了深埋地中的电偶极源的响应和空间分布特征.重点分析了含地壳波导+LAI波导模型的高阻大地中, 倾斜电偶极源激励响应随观测点的偏移距和垂直位置、激励源深度、地壳波导结构和参数变化时各场量响应的幅频特征.研究表明, 用倾斜电偶极源模拟和分析高阻大地中孕震电磁辐射的响应及在大地电磁系统中的传播特性是可行的; 模拟的高阻大地中的电磁辐射在地壳波导和LAI波导中均表现有慢衰减或幅值增强特性, 但两个波导效应具有不同的频率选择性; 高阻大地中的电磁辐射在波导的高阻介质中具有幅值强、衰减慢的特点.建议在高阻地层出露的地表、井中或海底的高阻岩层中以及大气层中布设测站.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以福建省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针对目前我国开发区土地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采用特尔婓法、AHP分析法、发展趋势估算法、目标值法等研究方法,对开发区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定量评价.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论述了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现阶段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如何有效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相关建议.     

阳城煤矿瓦斯地质规律研究

运用沉积学、构造地质学、煤地质学、数学分析等相关学科和方法,综合分析瓦斯涌出量的地质构造、顶底板岩性、上覆基岩厚度等地质因素,对阳城地区瓦斯含量、涌出量进行量化预测,并作出其全井田瓦斯含量、涌出量的等值线图。研究表明,阳城井田属低瓦斯矿井,瓦斯含量的变化主要与煤层埋深有关,随着煤层上覆基岩厚度以及煤层埋深的增高,瓦斯含量与涌出量在区内由北向南有增高趋势。     

论唐代诗文中的大鹏形象

唐代人喜欢写鹏,《全唐文》与《全唐诗》中留下了大量与“鹏”有关记载。鹏的形象内涵在唐代的不同阶段是不尽相同的,它与国运联系紧密。初唐,鹏的形象反映了这一时期熙熙攘攘、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盛唐,鹏的形象反映了意气昂扬、绚烂多彩；中唐,则回归到对《逍遥游》主旨的阐发,反映出遁世的态度；晚唐,出现了以《庄子》中“蝴蝶”“螳螂”等朝不保夕的小虫为描写中心的文章,表现出文人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与对李唐王朝的离心。     

辽宁省14市与长山群岛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研究

运用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以旅游人数、旅游总收入为基础数据,利用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测算辽宁省14市、长山群岛与辽宁省14市及长山诸岛3个层次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经济联系度及经济隶属度。得出结论：① 各层级间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经济联系度及经济隶属度与距离呈负相关,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经济联系度及经济隶属度随距离增大逐渐减小;② 城市间经济联系度越强,旅游空间相互作用越大,与海岛旅游空间相互作用就越频繁;③ 通过对长山群岛旅游断裂点测算,得出其主要潜在客源地为大连、沈阳、丹东市。     

苏皖北部地区晚元古代地层的马尔柯夫链分析

本文运用数学地质理论中的马尔柯夫链分析方法,对苏皖北部地区及鲁西南地区晚元古代地层进行了初步研究。文中选择6条比较典型的剖面,分别对它们进行了转移概率、极限概率、差值阵、置换分析和熵分析等方面的计算,并对所得结果做了相应的地质解释。分析结果,从定量方面揭示出了晚元古代时期苏皖海盆基底的“波动”史及其上覆地层的主要沉积韵律类型,以及盆地内不同部位、不同时代岩性变化的主要趋势及其阶段性;并认为,在晚元古代早期苏皖海盆中很可能同时存在有南、北两个沉积中心,而并非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一个沉积中心。     

Closing down bars in the inner city centre: Informal urban planning,civil insecurity and subjectivity in Bolivia

The paper presents an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a group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rotests against (illegal) bars in the city centre of El Alto, Bolivia. It shows how informal and formal practices are entangled through the state's dependence on the (illegal) actions of the citizenry in order to ensure civil securit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urban intervention is coproduced by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at the margins of the state and that urban transformation entails subject formation, in this case that of political youth. Following Hansen and Verkaaik's (2009) argument that the city is essentially multilayered and unknowable, I argue that urban life, as well as state‐citizen relations, is indeterminate, and that it is due to this indeterminacy that the students succeeded in transforming a common association between Alteño youth,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potential criminal conduct into an alternative notion of youth as responsible citizens of the New Bolivia. This conceptualization permits us to understand the urban sphere as a space not only of conflict but also of endurance and hope, and hence as a zone that allows for the imaginative production of the otherwise (Povinelli, 2011).     

西部山区县级土地利用制图的尺度选择——以四川省甘孜州为例

针对西部山区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中暴露出的制图尺度问题,以四川省甘孜州为例,在土地利用制图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区内石渠、甘孜、乡城不同尺度的县级土地利用制图效果。通过对比,探讨了西部山区土地利用制图适宜尺度的选择。结果表明：（1）不同尺度下县级土地利用制图在保持精度前提下,更注重经费和人力投入来合理选择尺度。（2）西部山区土地详细规划制图宜采用大比例尺（1∶5万或更大）;县级重点城镇的土地详细规划,以1∶500或1∶1 000为主。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州级重点县可以考虑1∶1万-1∶5万尺度,重点城镇采用1∶1 000和1∶500;一般县宜采用1∶5万-1∶10万的尺度;而其他如位于高寒牧区的县可以采取1∶10万-1∶25万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