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海岛规模性土地整治项目区生态质量变化过程与特征分析

土地整治通过重塑国土空间格局,改变区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进而对生态系统质量产生影响。本研究以热带海岛地区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区为研究对象,引入遥感生态指数（RSEI）,在构建生态质量变化评估模型的基础上设置对照区,对比分析土地整治全生命周期内区域生态质量变化过程及空间特征。结果表明：① 土地整治在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深刻影响着区域的土地利用格局和生态过程,遥感生态指数能够结合现象特征发现、变化过程解析,直观、动态地反映区域生态质量状况,对有效表征土地整治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开展长期有效监测评估等具有适宜性;② 土地整治对区域生态质量具有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但随整治周期推移,负向影响减弱逐步呈现正向影响。生态质量呈中期<初期<后期趋势。整治区生态质量呈“V”字型变化态势,而对照区生态质量呈“N”字型变化态势。③ 研究区内,整治区与对照区的生态质量短期内呈“两极分化”态势,整治区生态质量改善比例为51.23%略低于对照区的52.68%,降低比例28.31%略高于对照区的25.51%。④ 研究期内,生态质量热点斑块主要集中于北部地区,冷点斑块主要分布于南部及南渡江左岸地区。而生态质量变化的热点斑块主要分布于对照区和南渡江右岸的整治区,冷点斑块则主要分布于对照区和南渡江左岸的整治区。研究结果提升了土地整治生态影响机制认识,为区域尺度开展土地整治生态响应评价分析、生态化土地整治实施与管理对策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贵阳市红枫湖水体悬浮物中重金属污染及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研究了红枫湖水体中悬浮物重金属（Zn、Cu、Cr、Pb和Cd）的季节性和空间性污染特征,采用Hakanson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评价了水体悬浮物中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结果表明,重金属随着季节和空间变化都较大;产生潜在生态危害的重金属主要是Cd和Pb,分别达强度生态危害水平和中度生态危害水平,Cu、Zn和Cr显示轻度危害水平;潜在生态危害综合指数RI=226．09,说明重金属污染已达到中度生态危害。红枫湖悬浮物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指数的季节性变化顺序为二月〉六月〉四月〉十二月〉十月〉八月,空间变化顺序为化肥厂河〉麦包河〉猫跳河〉桃化源河〉后六河〉羊昌河〉北湖〉麻线河〉南湖。     

土地整理的生物多样性影响与生态化设计

土地整理过程是对现有土地利用格局的改变,必然影响到土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若整理不当将破坏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地的生产能力,影响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重视土地整理生态化设计,不仅可以改善生态,也有助于保持生物多样性。     

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的研究

研究了土地利用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影响,设计了基于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因子联合分析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的技术方法,实现了通过效益调整来协调土地利用和生态建设.     

应急输水工程对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环境时空变化影响的遥感监测与分析

采用现代化高新技术对流域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监测,是流域规划和综合治理的重要依据。本文以塔里木河下游地区的三期遥感影像及基础背景数据为基础,基于遥感和GIS技术,通过分类体系划分、遥感解译、生态模型构建,实现了塔里木河下游地区多源、多类型监测数据的定性、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应急输水工程实施后,随着累计输水量的逐渐增加,塔里木河下游地区的中、高植被覆盖度面积也逐渐增加,非沙漠化和轻度沙漠化面积扩大,而中度沙漠化面积缩小,生态环境趋于好转。     

喀斯特生态脆弱区休耕地的空间配置研究——以贵州省晴隆县为例

实行耕地轮作休耕不仅是促进耕地休养生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实现农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的人地关系特点出发,围绕休耕的目标导向及约束条件,厘定休耕地空间配置的逻辑内涵,在此基础上以国家休耕试点县——贵州省晴隆县为例,综合运用VSD脆弱性评估框架、灰色预测模型GM（1, 1）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通过休耕地初判、休耕地修正、休耕地优选三个步骤实现休耕地的分区布局,据此探讨喀斯特生态脆弱区休耕地空间配置的实现路径与技术方法。结果表明：① 晴隆县耕地生态系统脆弱性较强,全县70%以上的耕地非常脆弱甚至极度脆弱,急需优化耕地利用方式,促进耕地生态修复。② 以粮食安全约束下的耕地保有量作为休耕规模的约束条件,依据耕地生态系统脆弱性由大到小进行筛选,得出晴隆县2015-2020年可休耕耕地规模共计13540.05 hm²,占全县耕地面积的37.18%。③ 根据休耕规模、耕地质量、地形地貌、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晴隆县休耕地可按“三级五类”进行分区布局,具体布局休耕项目时要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休耕模式及休耕组织方式。④ 休耕地的空间配置是一个“对象”和“规模”双重约束下的休耕地块优选问题,在此过程中,休耕对象诊断是基础,规模预测是约束,休耕项目布局是最终落脚点。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空间均衡性及格局演变特征

研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空间分布状态及格局演变特征,有利于厘清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空间差异机理,对于缩小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因此,基于“自然—经济—社会”（Nature-Economy-Society, N-E-S）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目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中国2003-2015年的生态文明建设效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Theil指数、重心—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空间均衡性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在研究期内（2003-2015年）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先逐渐缩小后又逐渐扩大的动态演变特征;由三大区域的Theil指数均值可知,西部地区空间非均衡程度最大（0.1174）,东部次之（0.0365）,中部最小（0.0223）。② 从重心移动轨迹来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重心位于河南境内,历经了先向东南再向东北移动的过程,重心移动的方向表明位于该方向上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有所提升。③ 从标准差椭圆来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空间分布呈现出偏东北—偏西南格局,并且这种格局有向正北—正南方向转变的趋势。     

Policy Contestation over the Ecosystem Services Approach in Sweden

Ecosystem services (ES)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n political rhetoric and policy practice, but it is also highly contest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roduction of ES in Swedish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how it is contested by key stakeholders and discusses its implications for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ES is widely accepted on an abstract and conceptual level, critical features and functions are highly contested. These primarily concern the valuation of nature, appropriateness of different policy instruments,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while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ES fills an important role by reinvigorating debate and stimulating reflections on biodiversity loss, it also illustrates how ES is used to further particular values and beliefs and to challenge traditional biodiversity-protecting strategies. Understanding these policy controversies is central to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transforming the promises of ES into practical policies.     

基于生态适宜性评价的西南丘陵区土地整治工程布局研究

如何科学合理地识别土地整治工程的生态适宜性,是评判当前土地整治工程是否实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兼顾生态”目标的重要依据,更是土地整治理论与规划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选取川东平行岭谷区的垫江县为研究区,立足146个土地整治项目,借助生态位思想进行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评价,计算土地生态整治工程布局潜力指数,对土地整治工程生态化布局进行定向。结果表明：① 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指标影响显示出显著异质性,其中耕地连片度、坡度、灌溉保证率是开展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评价的首选因素。② 土地整治项目中单项工程的生态适宜性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土地平整和灌排系统的生态适宜性低于临界水平,田间道路和生态景观工程的生态适宜性高于临界水平。③ 土地整治项目整体工程的生态适宜性程度差异显著,各项目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均值为0.72,处于生态适性的临界水平。适宜等涉及土地整治面积7434 hm²,占9%。临界适宜等涉及土地整治面积54530 hm²,占67%。不适宜等涉及土地整治面积18845 hm²,占24%。④ 研究区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布局整体呈多样化格局,Ⅰ等潜力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中西部,布局方向为发展多功能农业,应注意如何保证其经济价值实现的同时不损害其生态价值。Ⅱ等潜力区分布范围较广,布局方向为发展大宗粮油产业,应思考在保证其粮食生产的同时尽量避免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Ⅲ等潜力区主要位于鹤大台地区,布局方向为发展生态立体农业,应强调如何在保证生态环境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发展具有山区特色的生态农业。     

生态建设15年黄土高原生态足迹时空变化

作为典型生态脆弱区和重点土壤保持功能区,黄土高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力图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这些重点工程在短期内是否从根本上改善了其生态安全状况是亟待理解的一个科学问题。基于生态足迹思想与方法,定量分析了1995年、2000年和2010年三个阶段15年间黄土高原生态足迹和承载力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 1995-2010年15年间黄土高原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总体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② 黄土高原人均承载力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1995-2010年高值区在中北部,其他区域为低值区,由东向西递减;人均生态足迹自东南向西北递增。③ 生态压力指数从1995年的1.059上升到2000年1.165,增幅较小,2010年上升为2.181,高原整体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