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对西安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效应

旅游开发对目的地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以西安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旅游开发对当地饮食、节庆和娱乐民俗文化产生的影响效应。文章指出旅游目的地提供给游客的往往是当地民俗文化中易于被商品化的一类;传统的民俗文化一旦被推向旅游市场,它必然要遵循市场运作的原则,为适应旅游市场的需要而发生形式和内容上的改变;对此,当地居民与游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感知差异,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当地居民对“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文化的认同感。     

深圳西涌滨海旅游区海滩裂流风险评估及特征分析

基于海滩地形动力学、遥感影像的风险预识别以及现场排查等方法,对西涌滨海旅游区海滩裂流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地形动力分析结果显示,西涌滨海旅游区泳场逐月平均沙滩类型大部分是沿岸沙坝和裂流沟槽交替的沙坝型(B),风险等级高;影像特征判断该沙滩属于沿岸沙坝和裂流沟槽交替的沙坝型(B)或者低潮位附近伴有冲流沙坝及裂...     

社会网络视角中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村寨的利益关系治理

以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核心区域2个典型的旅游村寨（大鱼塘村和普高老寨）为例,对两村寨利益相关者从网络凝聚性、网络互惠性、网络核心边缘、网络传递性、网络经纪人等5个方面展开关系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大鱼塘村压力集团内部、压力集团与社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和联系的紧密性不足;2）两村当地政府和压力集团与社区之间的互惠性低于整体平均互惠性;3）两村利益网络中边缘结构较核心结构更加明显,这导致了利益关系的不平衡;4）两村当地政府利益集团传递性相对较低,当地社区传递性最高;5）两村中利益集团间缺少部分协调人、守门人、代理人、联络人等角色。最后提出相应建议：1）提升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由弱利益关系转变为强利益关系,改变利益集团间核心边缘利益关系格局;2）进一步加强各利益集团内部及之间的关联性;3）加强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顶点的组间利益传递,让利益流动逐步打破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结构;4）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参与机会与权力,对社区进行增权;5）利益集团内部要重点培育协调人和顾问角色,利益集团之间要重点培育企业与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角色,以及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角色。     

游客-环境互动视角下旅游者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效应

日常生活环境和旅游目的地环境都可以为个体提供恢复的机会,不同环境的属性特征导致不同程度的恢复。为了探究环境类型与恢复性效应之间的关系及停留时间的调节作用,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游客在不同环境中的恢复性效应,并对这一现象提供心理上的解释。结果表明：1）恢复体验的4个维度（放松体验、心理脱离、掌握体验、控制体验）在旅游目的地环境中的得分均高于日常生活环境。2）掌握和控制体验维度在城市旅游目的地中的变化程度高于乡村旅游目的地,两种类型目的地的放松和心理脱离维度差异较小。3）随着在目的地停留时间的延长,乡村旅游目的地放松体验和心理脱离维度变化程度高于城市旅游目的地,两种类型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效应会相互靠近。因此,游客的环境恢复性效应不仅受到环境和目的地类型的影响,同时还与游客的适应程度有关,且受到其停留时间的调节作用。     

邮轮属性评价与品牌定位

以全球最大的邮轮点评网站——邮轮评论家为数据来源渠道,以编辑（Editor/Expert）的文本点评以及对167艘邮轮10大属性的打分数据为样本,利用词频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等方法,对全球21个邮轮品牌的产品属性、总体评价以及品牌定位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专业型游客来说,餐饮、客房和娱乐是关注度最高的船上属性,服务、性价比和公共空间是满意度最高的船上属性,客房、餐饮、公共空间、性价比和娱乐属性对邮轮总评具有显著影响。方差分析表明,与行业界定下的品牌行为相比,基于专业型游客感知的品牌划分更有效。     

边疆省域旅游效率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以云南省为例

旅游效率评价对区域旅游业提质增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为实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旅游业效率进行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和趋势面等空间统计方法对旅游效率空间关联和整体趋势特征进行剖析,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着重探讨了旅游效率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云南省旅游综合效率总体水平较好,但州市间差距较大,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制约能力略强于规模效率;2）旅游效率呈现空间集聚态势,综合效率整体呈“南北两翼高中间低,东西平稳过渡”空间特征,高效区在滇西北“趋同集聚”;纯技术效率在南北方向呈“U”型趋势,东西方向上梯度递减;规模效率总体呈现“南北两翼高中间低,西高东低”趋势特征;3）旅游从业人数、交通网络密度和景区丰度是云南省旅游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因子交互作用时均高于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     

丝绸之路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影响关系研究

为探究世界遗产丝绸之路沿线遗址点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研究将遗产诠释分为现场遗产解说与非现场遗产传播两部分,并以旅游体验为中介变量,游客特征为调节变量,构建“遗产诠释-旅游体验-重游意愿”的结构关系模型。研究表明：（1）非现场遗产传播正向影响现场遗产解说;（2）遗产诠释需要通过深刻的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影响重游意愿;（3）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部分受游客性别和文化程度的调节,其中非现场遗产传播更能在高文化程度的游客中发挥其对重游意愿的影响作用,同时更能在男性游客中发挥其对旅游体验的影响作用。     

基于珠海实证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分析框架

城市旅游是城市的一个开放、高流动的子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有增长极限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受到供需极限影响,当旅游需求超过供给时,出现过度旅游;而当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导致过度旅游化。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极限呈现阶梯式,只有当影响城市旅游需求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持续重大变化时,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才可能突破原有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旅游需求极限规定了城市旅游供给极限,决定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开发的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设施规模。本文基于珠海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十几年,由于旅游供需两方面影响因素缺乏持续重大的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城市主题和特色等因素相对稳定,加之受到区域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珠海中高端旅游需求相对稳定,星级酒店等中高端旅游产品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新增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并不会带来过夜旅游需求的实质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现阶段旅游供需的失衡,造成过度旅游化。本文也讨论了超越旅游极限的条件以及旅游增长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了旅游统计的改革举措。     

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

仪式因其符号性和社会性成为空间研究和理论阐释的绝佳场域,在仪式与仪式空间研究中,仪式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仪式空间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以安顺屯堡地戏和芒康加达村巴玛巴典为例,运用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回溯并分析两种仪式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特征,刻画参与和影响仪式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深入解析仪式空间的各个维度及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力图比较和呈现旅游发展对地方传统仪式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仪式的空间是仪式主体社会关系织就的空间,其空间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关系与空间秩序“重构或调适”的过程;在旅游影响下的仪式空间生产中,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之间差异化的互动关系造就了仪式中差异化的空间实践;此外,仪式的空间生产隐含着对现代性消解的抵抗。本文构建了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为解读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与空间三元互动提供了新视角,以揭示旅游与地方文化变迁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以浙江省65个县域单元为例,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了2004—2016年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整体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局部空间关联类型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中心市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浙西和浙南等地。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自相关性表明考察其演化路径时不可忽视空间效应的存在。② 浙江省县域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每增长1%,将会带动邻近县域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分别增长0.192%和0.249%。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和区位交通条件等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忽视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将会高估这些因素的作用强度。③ 驱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充分关注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特征,将驱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因素齐抓并举,方可实现县域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