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S支持下的澜沧江流域云南段土壤侵蚀空间分析

利用ArcView3.2和ARC/INF08.1软件,通过图层叠加、统计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提取西南纵向岭谷区澜沧江流域云南段的不同类型和强度的土壤侵蚀与地形坡度、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现状、土壤类型和分布、大雨日数以及河流、道路两侧的缓冲区等的相应数据,计算出土壤侵蚀综合度。结果表明,研究区不同坡度等级中,15°²5°坡度上的土壤侵蚀最强,其次为8°¹5°坡地和4°⁸°坡地;>25°坡地上则较小;不同用地类型的土壤侵蚀程度不同,总体上,旱耕坡地的土壤侵蚀较草地严重,而草地又较林地严重;在各种土壤类型中,黄壤和石灰土的土壤侵蚀最为突出,其次为红壤、黄棕壤和南方水稻土等;河流两侧和道路两侧的土壤侵蚀都较整个流域要严重,而河流两侧又略重于道路两侧;当多年平均大雨日数小于20日时,土壤侵蚀程度基本上随大雨日数的增加而增加;当大雨日数大于20日时,土壤侵蚀程度反而较小,原因在于前期大雨冲刷侵蚀,带走了地表的疏松物质。研究结果可为有针对性地防治水土流失、减少河流泥沙和水库淤积提供依据。     

新时代澳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策略研究

文章结合国家有关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澳门海域实际情况,分析海域对于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十四五”时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应对策略,包括：强化海洋空间管控,构建绿色发展格局;开展岸线整治修复,实施生态恢复工程;维护滨海湿地功能,推动海湾综合治理;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发展海洋旅游市场;实施污染联防联控,有效推动公众参与。同时,结合澳门实际情况,提出中长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策略,助力澳门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Decumbent development: Urban sprawl in the Guwahati Metropolitan Area,India

Urban sprawl has become a global phenomenon as an outcome of growing population and rapid urbaniza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e rising incidence of uncontrollable urban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peri-urban areas of cities, leading to chronic urban sprawl. The city of Guwahati, a million city in north east India, has expand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article, the links between population and growth of built-up areas were examined using geo-spatial techniques and remotely sensed datase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prawl has accentuated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nsity of land use remained uneven due to marked variation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built-up areas, plausibly an outcome of unplanned urban growth. If current trends are anything to go by, future urban sprawl could pose serious threats to the vulnerable eco-sensitive and peri-urban areas of Guwahati. Secondary cities have unfortunately received scant attention in urban policy research, and Guwahati, epitomizes urban woe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多重压力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着提供持续、稳定生态服务的功能,农户作为维护其主体功能的最基础单元和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面临着自然、社会、政策等多重压力,其交互作用不仅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影响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当前急需辨明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便寻求有效的生计脆弱性减缓对策。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运用入户调查数据与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在识别农户遭受关键压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大多数农户遭受自然+经济型多重压力,其中,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农户遭受的多重压力分别以自然+经济型、自然+经济型、经济+社会型为主。② 在多重压力的冲击下,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几乎处于降低态势,而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③ 婚嫁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牲畜患病与人畜饮用水困难、子女学费支出高+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养老无保障、建房开支高与生态政策、子女就业困难与农业病虫害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分别对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等的可得性变化影响最强烈。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演化及其减贫效应研究

运用协同度模型、空间ESDA、趋势面分析和面板计量回归模型,分析湖南省武陵山片区2001—2017年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协同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水平偏低,不同板块间协同水平差异显著且有扩大倾向;具有“集聚–分散–集聚”空间循环过程,局部空间极化效应明显,形成邵阳板块的显著热点区和湘西自治州板块的显著冷点区;协同发展“东高西低”空间分布格局更趋明显,“北高南低”分布态势减弱;两者协同发展对农民收入提升、贫困减缓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协同减贫的空间正外溢性显著;实施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双轮”协同驱动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高质量脱贫方略的重要支撑。     

基于GF-1号的舟山近岸悬浮泥沙浓度反演研究

文章利用舟山近岸实测光谱数据和国产卫星GF-1号宽视场成像仪(WFV)遥感数据,反演该海域悬浮泥沙浓度。结果表明:(1)线性模型和二次模型相比,二次模型的精确度略高于线性模型,但对于悬沙低浓度区,反演误差过大,故线性模型更适用于舟山近岸水体悬浮泥沙浓度反演;(2)GF-1号B2和B3是悬沙浓度变化的敏感波段,B3/B2波段组合的线性模型反演效果较好;(3)GF-1号遥感数据能够较理想地实现定量反演近岸水体的悬浮物。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研究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介绍粤港澳大湾区当前的海洋经济创新发展情况及其优势和不足,从构建大湾区海洋创新发展产业链、驱动陆海科技创新一体化、完善科技创新驱动体制机制和推动科技金融服务蓝色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突破要点和路径。     

毛乌素沙区1961-2016年降水特征

基于毛乌素沙区10个气象站1961-2016年观测资料,应用Mann-Kendall方法和t检验法对各气象站年降水量进行了突变检验,借助小波分析讨论了各气象站年降水量的周期特征,根据降水量等值线划分结果对整个研究区分区分析了年、季、月和日尺度上的降水变化特征,并在两个时段上分析了季节性降水的差异。结果表明：毛乌素沙区年降水量空间特征差异明显,东部亚区呈上升趋势,中西部亚区呈下降趋势,但变化趋势不显著且无突变发生;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干湿季分明,降水集中在5-9月,夏秋季降水占全年降水比重大,季、月和日尺度降水量存在梯度递减变化;年降水量的年际变化过程存在多重时间尺度的自相似结构;近26年的冬春季降水增加显著,但降水波动幅度小于前30年。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网络空间结构演化特征与影响机制

以2000—2018年国内外期刊数据库合作论文数据为基础,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结构指数法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知识空间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知识网络格局由广州的“一家独大”逐渐演变为广州、深圳、香港“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香港虽然处于知识网络的核心位置,但受行政壁垒的影响,主要与广州、深圳高等级的城市建立紧密的知识合作联系。2）粤港澳大湾区知识联系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西部地区知识联系远低于东部地区,虽然研究期内湾区的知识网络的极化特征得到一定的缓解,但不均衡性仍然显著。3）湾区知识活动主体的自身需求是促进城市间知识合作的内在驱动力,知识环境和知识联系通道是区域知识合作网络外在推动力,在内生作用和外生作用的共同影响下,知识合作产出得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知识网络得以发展。     

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尺度重组

尺度重组是解释当前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工具媒介。文章以中国华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跨界合作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珠三角、大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3个“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过程,揭示中国尺度重组的政治经济逻辑。研究发现,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尺度网络中的地位,而中国的“新国家空间”形成主要依托中央政府推动,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其他行动者在协同合作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之融合形成了“强制通过点”。纵观三阶段的演变过程,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