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een coercion and consent: the politics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t a time of “Austerity Localism” in London

At a time of “austerity localism”,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local authorities in London, England, are simultaneously addressing the dual pressures of delivering fiscal retrenchment and of enrolling citizens in new participatory public service arrangements, asking whether “these trends pull against one another, in opposite directions, or whether they are the tough and tender dimensions of a singular process: austerian management” Drawing on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the London Borough of Lambeth’s Cooperative Council agenda, as well as Foucauldian and Gramscian critiques of participatory network governance theories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shows how participatory forms of governance can be folded into the logic of hierarchy and coercion through various governmental technologies of performance and agency (consent), and through tactics of administrative domination (coercion). As budget cuts continue to affect local government in England,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small experiments in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may persist, the dominant mode of governance is likely to shift towards more hierarchical and coercive forms.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制度创新——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

21世纪初,在对非正规经济研究的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解释基础上,出现了批判管治主义理论,重点关注国家权力与制度对非正规性产生的影响。基于该视角,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先行区的珠江三角洲,其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产生、表现及其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土地制度缺失、正规土地管理制度颁布和实施阶段,以及省级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创新阶段,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经历了被政府鼓励、包容和默许及正规化的过程。部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成为制度创新的根源。土地制度的演变经历了由乡村基层“自下而上”式向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式推动的转变,在演变过程中具有非正规性特征,并服务于各个时期的城市与经济发展需求。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多的关注“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地方实践。     

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分析

利用面板随机前沿分析法研究了2009-2015年期间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规范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并提高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供政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竞争对中国城市土地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竞争、土地优惠政策竞争及外商直接投资竞争都不利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测算各地区土地利用的技术效率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影响下中国东、中、西部城市土地利用个体技术效率均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地方政府竞争关系,改革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东北三省政府干预强度与市场化水平格局演变研究

以“政府干预强度”和“市场化水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生态系统的剖析,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生态位模型,并选取东北三省地级市为评价对象,对其“强政府弱市场”格局和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定量分析的主要结论为：东北三省普遍存在“强政府弱市场”现状,其中黑龙江省最为突出,其次为吉林省、辽宁省;东北三省“强政府弱市场”格局出现多次波动,仅2003~2005年降幅较高,说明2003年“东北振兴战略”影响效果的持续性较短;东北各地市“强政府弱市场”格局具有明显的区域溢出效应,格局较明显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离中心城市或沿海口岸较远的黑龙江省北部以及辽宁省、吉林省的部分内陆城市。     

中国东中西部城市土地储备决策绩效比较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2013年中国内地34个大中城市土地储备决策绩效进行总体评价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城市土地储备决策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土地储备决策效率受到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共同作用,且规模效率作用较大;影响东中西部城市土地储备决策效率投入产出的主要因素各不相同。基于此,从深化土地及相关制度改革和提升政府管理效率两个层面提出土地储备决策绩效优化策略,从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动力研究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拉开了新时代政府改革的帷幕。改革中最主要的策略是应用信息技术再造政府,电子政务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在新阶段,电子政务要得到较大发展,就不能忽视时代动力对它的影响。在认识电子政务内涵的基础上,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动力的组成,并借助绘制系统图看清楚电子政务背后的动态性复杂关联。系统结构图显示,中国电子政务的动力要素既包括外在动力要素(即软、硬件设施),也包括内在动力要素(即分别来自各阶层间关系及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性冲突),并且该结构图中还隐含着一个舍本逐末的环路。强化外在动力,解决结构性冲突以及缩短时间滞延是加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动力的根本解。     

历史村镇的旅游商业化控制研究

在实地调查西递主要街道沿街门面的基础上,通过历时性研究,对比2003 年、2008 年及2009 年的数据,发现西递的旅游商业化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地方政府、村委会（旅游公司）、管理人员、当地村民、店铺业主及游客等的深度访谈,追溯其旅游商业化控制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以及博弈过程,总结出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控制的内在逻辑。最后揭示地方政府预见性的干预是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得到有效控制的决定性力量。在历史村镇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中,政府最有能力也最有动力对旅游商业化进行有效的控制。     

中国省级尺度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资金来源结构差异

资金是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重要支撑,正确处理好资金配置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中国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在建设初期面临不同的资金约束和资金需求特征,必将带来区域资金配置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差异,为了制定更有效、合理的主体功能区资金保障政策,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建立由市场资金和政府资金构成的区域资金来源结构,其中资金市场化程度指标与中央财政依赖度指标分别反映了区域市场资金相对吸引能力和中央政府财政的支撑力度;选取已经发布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12 个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对理论分析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四类主体功能区中,开发类地区市场资金比重大于保护类地区,优化开发区市场资金比重大于重点开发区。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初衷,开发类地区更加注重经济效益,且具有更高的预期经济收益,这是其市场资金比重高于保护类地区的主要原因;而在开发类地区内部,优化开发区转型升级产生的资金溢出压力远小于其优越投资环境产生的资金吸引力,这是其市场资金比重高于重点开发区的主要原因。     

美、英国家研究计划揭示国际地球科学研究新动向

近日,在美国最新国家研究计划“大数据计划”框架下,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地质调查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内的美国政府主要机构同时推出新的研究项目,并对现有研究部署做出相应调整,此举将带动包括地球科学在内的各领域研究的新发展;与此同时,英国地质调查局也公布了其地球科学新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通过解读这些最新的研究计划,可以揭示出国际地球科学研究的新动向.     

基于生计视角的异质性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研究

对重庆市贫困与生态脆弱区的云阳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376 户农户调研基础上, 将农户划为纯农户、农业主导户、非农主导户和弃农农户, 基于生计视角对农户转户退耕决策进行了解释。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农户兼业普遍, 兼业是农户重要的生计策略;从纯农户到弃农农户, 农户生计资产依次递增, 尤其是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②随着兼业程度提高, 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多元化。纯农户生计高度依赖土地;农业主导户开始选择非农兼业;非农主导户生计多样化指数最高;弃农农户生计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③生计是影响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的关键因素:纯农户生计资产匮乏, 决策受政策导向明显;作为理性经济人, 对土地经济收益的依赖使农业主导户转户退耕意愿不明显, 对政策响应平淡;非农主导户将权衡转户退耕的补偿与损失, 政策响应模糊;弃农农户资产丰富, 对转户退耕决策响应积极。基于户籍制度改革和可持续生计视角, 本文提出了理性政府行为的3 大对策, 即:建立转户退耕的社保及补偿、激励机制;基于农户生计视角, 实施各种工程措施及惠民政策, 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元化;针对不同区位的农户实施差别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