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南秦巴山地的人类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对人类行为空间特征认识的不足,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主要障碍。本文以文化、风俗、政策等影响人类行为的人文因素为切入点,运用时空剖面分析法,考察了清代陕南流民空间行为选择的基本取向。结果表明,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追求单位时间上效果最大化是流民行为选择的普遍趋势。人类空间行为的选择性强化了自然差异的等级和水平,不同区域人类行为结果的外部关联性,指出传统的仅从区域内部或某一种人类行为来寻求简单的"人—地"因果关系的缺陷。从系统或流域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环境行为的相互影响关系,是认识和把握人地关系实质与机理的重要途径。     

秦直道旅游开发问题探讨

秦直道是古代连接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条重要纽带,它是秦帝国传递中央政令和传播中原文化的重要通讯带,也是秦始皇为抵御匈奴、调动兵力和物资的一条战略要道,在历史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秦直道及其现阶段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的介绍和在对秦直道旅游资源开发的可行性综合评价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秦直道旅游资源开发的初步构想.     

郑州地区周代农作物资源利用研究:以荥阳官庄为例

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地区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新变化,即史前时期传人中国的小麦冲击了粟类作物的主导地位,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中原地区进行农业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环嵩山地区是中原的腹地,对官庄遗址的浮选研究丰富了这一地区植物利用的资料.官庄遗址(34°51′06″N,113°22′28″E)是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的一处周...     

明代洛河流域洪涝灾害序列分形结构研究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统计分析,对明代1368—1644年的277年间洛河流域的洪涝灾害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洛河流域在这一时段内共发生了56次洪涝灾害,平均约4.95年出现1次;其中特大涝灾3次,大涝灾12次,中度涝灾16次,轻度涝灾25次。洛河流域明代洪涝灾害可分为4个大的阶段,其中1368—1429年和1490—1539年两个阶段是洪涝灾害少发阶段,1430—1489年和1540—1644年两个阶段是洪涝灾害多发阶段。洪涝灾害的自相似特征揭示了灾害的分形性质。研究发现,明代洛河流域的各级洪涝灾害的分堆值都低于0.2,且无标度区相同,这表明了此时段洪涝灾害的长周期分量较强,且存在灾害的集中性。     

基于杭州偏晚终雪记录的南宋（1131-1270年）气候再推断

本文整理、考订了南宋时期杭州偏晚终雪记录,诊断了此类资料的气候指示意义,进行了各年代不同数量终雪日期值至对应年代平均终雪日期值的转换,进而分析了重建序列所指示的温度变化特征与其他文献证据、气候变化重建结果之间的一致性。结果表明：① 史料记述的杭州偏晚终雪现象系以惊蛰以后为标准,且不包括霰和冰粒类微量降雪类型,其有着明确的气候指示意义（-0.34 oC/10d,R² = 0.37,P<0.001）,可有效用于温度重建。② 基于非线性的波尔兹曼函数,以不同样本量偏晚终雪日期值可有效估算10年平均终雪日期,其外推结果较之线性函数和二项式函数具有更小的不确定性。③ 南宋时期杭州春季的平均温暖程度大致相当于1951-1980年,该时期在百年尺度上可划分为1131-1170年的寒冷期和1171-1270年的温暖期。其中,后一阶段有1181-1200年和1221-1240年两个亚冷期。④ 南宋时期杭州10年平均终雪日期的变化与中国其他地区温度变化的代用证据和重建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并与太平洋十年涛动的冷暖位相变化比较吻合,这可能说明了中世纪暖期太平洋十年涛动对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所具有的共同影响。本文为更深入认识12-13世纪中国东部季风区的气候变化特征提供了新的证据。     

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的变迁

根据清代对蒙政策及其对蒙施土地垦殖的影响，结合当时科尔沁建置的时空特征，恢复了清代科尔沁土地垦殖典型时期的农耕北界，发现：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具有两次显著的北跃，其中，农垦的第一次扩展是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请旨招垦”时期，导致农耕北界从清代初期的“柳条边墙”北上至今长春-四平-昌图以及敖汉、翁牛特旗南部，哲里木盟东南部、卓索图盟大部以及昭乌达盟南部变成农牧并以逐为主的交错区，农耕的第二次发展是在清末时期，农垦推到洮儿河下游及西辽河两岸地区，此时的农耕北界北起黑龙江大庆县，经白城西、通辽北、开鲁县到林西县，今吉林省西部、辽宁省北部以及西辽河沿岸地带发展成为以农为主的农牧交错区，事实证明：清朝对蒙政策及其变化是导致科尔沁农耕北界跃变的主要驱动因子之一，是科尔沁农牧交错区形成的重要人文条件。     

明代中国人环球测绘《坤舆万国全图》——兼论《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不是利玛窦

通过对详细的地理地名考析,结论是《坤舆万国全图》并非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根据欧洲世界地图翻译绘制,该地图的地理测绘不是1602年完成,而是1430年左右,即郑和第六次大航海之后。该地图的欧洲部分是1400年以前的地理,中国部分为1430年左右,部分美洲却是1800年以后欧洲人才知道的,与西方公认的地理大发现历史严重冲突。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不可能是他在中国9年内完成,证明经纬度、球形投影等技术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地图绘制技术,不是"西学东渐"。此外,其他明代文化文物在美洲遗存等旁证有力支持地图论据,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文献,用现代地图学技术测绘,明代中国人是15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和现代地图学的真正先驱。     

闽江口溶解态镉、铜、铅的行为及其与营养盐的关系

研究了１９９０年６月和１０月闽江口溶解态镉、铜、铅的行为及其与营养盐的关系。结果表明，在６月和１０月镉呈添加行为，铜呈保守行为，而铅呈除去行为、镉的添加主要源自浮游生物碎屑的再矿化作用，而铅的去除受非生物无机过程控制。     

清代大地测量兴衰研究

清代前期大地测量曾得到空前的发展,这是因为当时大地测量学在欧洲的发展和当局重视引进测绘人才和技术;但后来逐渐衰落,究其衰亡之根源:腐朽的政治制度是其根,不重视哲学、科学教育的落后的教育方式是其源。     

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矿料来源与古蜀三星堆在矿业贸易中的地位

含高放射性成因铅是商代青铜器的重要特征,但对其矿料来源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收集了河南郑州商城、山西垣曲商城、湖北盘龙城、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地区）、江西新干大洋洲、河南安阳殷墟和陕北（地区）覆盖整个商代的8个遗址/地区700件出土青铜器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并与全国606个Pb—Zn、Cu、Sn多金属矿床4025件矿石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探讨商代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和古蜀国在矿业贸易中的地位。研究表明：（1）河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陕西汉中、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安阳殷墟和陕北6个遗址/地区的青铜器很可能采用了含异常铅和正常铅的两类铅料;而四川三星堆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则主要采用了含异常铅的铅料。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和陕北3个遗址/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很可能采用了含异常铅和正常铅的两类铜料;而河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安阳殷墟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采用的铜料很可能以含正常铅为主,但不排除采用含异常铅铜料的可能性。（2）对比全国Cu、Pb—Zn、Sn及多金属矿床铅同位素资料,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最有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MVT型Pb—Zn矿床;而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铜料,则最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IOCG型Cu矿和山西中条山铜矿峪Cu矿床。（3）综合三星堆遗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兴衰时间及其与其他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的路径,推测古蜀三星堆很可能是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及部分铜料贸易的大型中转地,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的兴盛与衰落则很可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开启与消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