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明长城文物保护监测

结合地理国情普查试点工作的技术和方法,详细阐述了陕西省明长城文物保护监测生产过程中地理国情要素信息提取方法,获取明长城监测数据,对监测成果进行统计分析,总结明长城文物保护监测生产技术方法,并提出保护明长城的建议.     

元以来云南杞麓湖的开发与治理

以历史地理学为视角,依据相关的史料和碑刻对元以来云南杞麓湖的开发与治理进行探讨。元以来云南杞麓湖的开发历经了3个时期,即元明时期、清至民国时期、建国后至1980年代。杞麓湖的开发包括湖区土地、湖区渔业、湖区水路等。其中,湖区土地和湖区渔业是开发的重点,元明时期设立河泊所戍军屯田、清至民国时期挖海泥造田征收鱼课、建国后至1980年代围湖造田。人类在开发杞麓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其的治理,元明时期发现并疏浚落水洞、清至民国时期开挖河道筑堤修沟划片管理、建国后至1980年代疏浚落水洞加强湖泊管理。     

东北地区唐代渤海古城遗址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ArcGIS软件及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东北地区234座唐朝渤海国古城遗址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遗址空间格局与自然条件的关系。通过对234座古城址进行分析,发现唐朝渤海国古城址主要集中在4个集聚区,即图们江?鸭绿江流域集聚区（A）、牡丹江流域集聚区（B）、松花江?辽河流域集聚区（C）、穆棱河流域集聚区（D）。其中图们江?鸭绿江流域集聚区是最主要的遗址分布区,位于研究区的南部,占遗址总量的47.43%。研究区渤海国古代城址呈北疏南密的分布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格局。在当时的气候环境之下,水热条件等自然因素成为影响城址的主要因素,而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区位等人文因素则对古城遗址的数量和分布起重要导向作用。     

我国城市考古中翼手目遗骸的首次发现及其生态、资源域分析

翼手目是哺乳动物纲中唯一真正会飞翔的动物。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较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鲜有发现,城市遗址考古中重庆南宋府衙遗址为首次发现。2012年重庆南宋府衙遗址H43考古发掘中,通过使用水洗法获得2件小褐菊头蝠（Rhinolophus stheno）下颌骨标本。下颌骨齿式为2·1·3·3,下齿列长度7.82~7.87mm。骨骼材料属于菊头蝠科（Rhinolophidae）小型类型。下颌骨的p3高度退化,生长位置完全退出于下齿列中轴线外侧;p2和p4齿冠直接接触。下臼齿m1~m3齿冠结构相似,齿冠底部前面-颊侧-后面,生长有明显的齿带（前高、后低）;下内尖比下次尖弱小;3枚下臼齿从前向后,呈现微弱的规律性变小现象（m3不呈现特别退化现象）。小褐菊头蝠现生区域,是从赤道一带沿马来半岛（马来西亚）、中南半岛（包括越南、老挝、泰国等）向北回归线附近分布,生存区域主要为热带雨林气候区和热带季风气候区。重庆南宋府衙遗址小褐菊头蝠的发现,证实宋代中国西南峡谷低海拔区域,存在有与热带季风气候区相近似的自然环境特征。该批标本发现于宋代重庆主城区,反映当时重庆主城区阔叶林竹林等原生植被繁茂,自然水域较多并很少受到人类干扰。城市居民生活资料并非是依靠对城内资源进行开发和索取,而主要依靠城市之外的社会供给渠道向城内提供。这一认识为历史时期都市资源域特点找到了例证,也为现代“森林城市”建设理念找到了历史模板。东南亚型翼手目小褐菊头蝠发现于重庆古遗址,还反映中国西南地区古动物群与东南亚古动物群之间,具有很大共同性和密切演化关系。

     

青海明长城烽火台病害发育与海拔相关性研究

青海省明长城历经千百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大多已消失殆尽,仅剩极少部分以土遗址的形式存在。经有关研究表明,明长城土遗址主要发育有包括片状剥离、冲沟、掏蚀、坍塌、裂隙、洞穴以及生物病害等6种典型类型。作为明长城的一种特殊建筑类型,烽火台主要具有传输信息的军事功能,其大多分布于高海拔地区。本文遴选分布于青海省湟中地区17座烽火台,对其病害发育进行现场勘查,并收集相关海拔资料,对烽火台病害发育与海拔进行拟合,旨在探究海拔对烽火台病害发育的影响。通过系统分析得出海拔对生物病害、片状剥离、洞穴以及掏蚀等4种典型病害影响存在一定影响,其中对片状剥离、洞穴以及掏蚀3种病害影响尤为显著,本研究为土遗址病害发育机理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并为青海省明长城文物保护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南宋德寿宫出土中华拟蟹守螺(Cerithidae sinensis)研究报告

2020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德寿宫遗址考古发掘时,在GJCT2111探方内,从南宋早、中期文化层堆积物中（距今700多年前）,清理出丰富的中华拟蟹守螺（Cerithidae sinensis）标本。中华拟蟹守螺最小个体数（MNI）达8728件。绝大多数标本整体形态保存较好,仅在壳顶、壳口或螺旋部有微弱破损。该类标本属于中腹足目（Mesogastropoda）中的较小类型,有6~9个螺层。壳高大于25 mm的约占总数21%,壳高介于20~25 mm区间的约占总数55%,壳高小于20 mm的约占总数24%。中华拟蟹守螺主要生活于有淡水汇入的近海红树林潮间带水域,杭州市附近并非该种动物原产地。杭州市临海海岸线中华拟蟹守螺的分布,距离杭州市约100 km之外,并且是在现代人工引种红树林以后才出现的。而德寿宫遗址里的中华拟蟹守螺标本,是出土于距今700多年前的南宋文化层中。其出土位置为皇宫餐厨遗迹,出土地层具有餐厨垃圾特点。结合南宋时期皇宫内食用贝类海鲜产品的历史资料,该批标本应该是在沿海地区捕捞后,输送给南宋皇宫中的海鲜产品。该批中华拟蟹守螺标本,是中国古代皇室食用拟蟹守螺属（Cerithidae）海产品的第一次发现。对研究中国南宋皇宫饮食习俗有一定意义,同时,也反映出南宋皇室对海鲜产品的偏爱和生活奢靡现象。

     

明代洛河流域洪涝灾害序列分形结构研究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统计分析,对明代1368-1644年的277年间洛河流域的洪涝灾害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洛河流域在这一时段内共发生了56次洪涝灾害,平均约4.95年出现1次;其中特大涝灾3次,大涝灾12次,中度涝灾16次,轻度涝灾25次。洛河流域明代洪涝灾害可分为4个大的阶段,其中1368-1429年和1490-1539年两个阶段是洪涝灾害少发阶段,1430-1489年和1540-1644年两个阶段是洪涝灾害多发阶段。洪涝灾害的自相似特征揭示了灾害的分形性质。研究发现,明代洛河流域的各级洪涝灾害的分维值都低于0.2,且无标度区相同,这表明了此时段洪涝灾害的长周期分量较强,且存在灾害的集中性。     

古人利用节理面开凿遂昌唐代金矿巷道的发现及论证

在对遂昌金矿唐代古金矿4号古洞的考察中,发现分布在矿中的巷道两侧的围岩都是坚硬的变质岩。通过现场研究,作者有4点发现：（1）发现发育于围岩中的节理面具有密度大、倾角陡和间距小的特点;（2）古巷道轴线的走向与节理面的走向基本一致;（3）古巷道的横截面被古人设计成高宽比很大的洞形;（4）巷道的走向都被设计成某种弧形。据此,可以作出以下判断：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古人很可能已发现这些发育于围岩中的陡倾角节理面之间的结合力很低,使用铁凿就可撬下来,并据此来开挖古巷道的。这也表明唐代的古人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地质知识,并能够将之成功地应用于工程实践中。     

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

本文利用《辽史》中“帝王纪”、“游幸表”、“食货志”和同时代“宋人使辽语录”中所记载的有关旱、涝、冻灾记录,对928～1109年共182年间燕北地区的历史气候进行了复原。研究结果表明,辽代燕北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中,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一气温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海地区的同期变化要早约30年。     

汕尾明代“捷胜所城”初探

捷胜是粤东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汕尾市的新渔港；明初它就作为军事要塞纳入了国家海防体系。捷胜等卫所城的设立,对促进地方海洋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卫城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地方史料仔细分析基础上,探讨了汕尾明代“捷胜所城”的尺寸、设立的时间、历史背景及作用,查明了明朝廷定名“捷胜”的时间：农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二十五日,指出“捷胜”一名寓有“捷报频传,保家卫国,抗‘倭’必胜”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