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从康雍乾垦殖政策看中国清前期垦荒发展趋势

垦荒作为一种农业生产活动,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清代,这种关系尤为密切。因而详尽分析与合理把握有清一代垦殖政策的内涵与取向,是深入了解清代垦荒态势及特征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康雍乾三朝垦殖政策及措施的比较分析,阐述了我国清前期土地垦辟的历史过程及其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认为:康熙朝是以恢复因战乱而凋敝的农业生产为主要目的,雍正朝是处于从恢复农业生产向解决“人多地少”矛盾方向转化的过渡期,而乾隆朝则是以解决“穷民资生”问题为目的;它们反映在垦荒上,即表现为:康熙朝以恢复性垦殖为特征,雍正朝以恢复性垦殖向拓展性垦殖过渡为特征,乾隆朝则是以拓展性垦殖为特征。同时,它们在地域空间及垦殖强度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明清时期中国东部高温事件年表重建和分析*

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极端暖事件的频率有增加的趋势。通过“语义差异法”识别了明清时期的高温事件,对其高温程度进行分级,建立了1350—1910年中国东部的高温事件年表,并对高温事件的发生时间、年代际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明清时期有41个年份记录了高温事件,36个年份出现极端高温事件;高温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变化,这种阶段性变化与北半球及中国气温的冷暖阶段变化有一定对应,与极端冷事件频率基本呈反相变化,1700—1749年和1800—1859年是明清时期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最高且强度最大的2个时段,分别对应小冰期中期1710—1760年较温暖的时期和小冰期末期,16世纪末至17世纪是小冰期中最寒冷的一个阶段,极端高温事件相对不频繁,极端冷事件则发生频繁;高温事件还具有连年或隔年再发的特点。尝试利用现代器测资料和站点相关的计算方法对高温事件记录点所可能反映的地理范围进行了探讨,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平原的案例分析表明,历史时期记录有限,但区域的单点高温记录可能反映了范围比较广的极端高温事件。     

明代以来大陆泽与宁晋泊的演变过程

采用历史文献及地名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代以后海河南系平原地区的湖沼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明代至16世纪后期,该区主要有南起任县、北至宁晋的广阔湖泊——大陆泽。17世纪初,大陆泽分解成南泊大陆泽与北泊宁晋泊。分解时,大陆泽比宁晋泊更为深广。此后大陆泽不断缩小,宁晋泊却持续扩大。至19世纪初,宁晋泊已3倍于大陆泽。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两湖泊同时发生显著萎缩。19世纪末,大陆泽就已走向消涸,宁晋泊此时也已"不显泊形",并在20世纪初同样走向终结。     

“潭蓬运河”的疏凿及地理位置考析

“潭蓬运河”又名“天威径”“仙人垅”等,是晚唐咸通年间由静海军节度使高骈疏凿的,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以南的江山半岛附近海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地理位置问题,至今尚有诸多疑点。论文基于历史文献等资料,深入考析“天威径”疏凿的历史背景、具体经过及其地理位置,对进一步明晰“天威径”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历史地理背景的考察,重新论证了“天威径”开凿的历史背景、具体经过和地理位置,研究表明：① “潭蓬运河”的位置应当是位于江山半岛南端的白龙尾以外海域之中,所谓“潭蓬运河”的开凿过程就是对白龙尾以南海域中礁石的疏凿;② “潭蓬运河”疏凿的目的在于为驻安南唐军提供持续稳定的后勤补给,疏凿的时间是在懿宗咸通九年;③ 本着尊重史实的原则,高骈疏凿的礁石之处应当命名为“天威径”,而半岛上的潭蓬古运河处,则应改名为“天威径石刻遗迹”。     

Transmutation of ancient settlement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between 6000?2000 aBP in the Chaohu Lake Basin, East China

Based on the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ancient settlement sites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Neolithic Age to the Han dynasty in the Chaohu Lake Basin of Anhui Province, East China, using the methods of GIS combined with the reconstructed paleoenvironment by the records of lake sediment since Holocene, the transmutation of ancient settlements with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is area has been discussed. Studies show that the main feature of transmutation of ancient settlements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Neolithic Age to the Han Dynasty wa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in this area changed from high altitudes to low ones and kept approaching the Chaohu Lak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se could be the response to the climate change from warm-moist to a relatively warm-dry condition during the middle Holocene, leading to the lake level fluctuations. The large area of exposed land provided enough space for human activities. These indicate that the above changes in geomorphologic evolution and hydrology influenced by climate conditions affected the transmutation of ancient settlements greatly.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ettlement sites was that the number of sites in the west was more than in the east. This pattern may be related to the geomorphologic conditions such as frequent channel shifting of the Yangtze River as well as flood disasters during the Holocene optimum. Therefore, climate change was the inducement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ancient settlements in the Chaohu Lake Basin, which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istribu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settlements.     

中国元代不同等级规模的建制城市研究

拥有明确的行政界线和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的城市,就是建制城市。城市行政建制是城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中国元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对城市实行专门化行政管理的都市警巡院和路府治所城市录事司的设置。元代出现了拥有不同职能地位、不同等级规模且名称不同、与州县行政建制平行的独立城市行政建制,不仅是城市管理制度的变革,而且是城市发展史上的辉煌创举,值得深入研究。     

物流视角下的明北京营建木材采办研究——以川木采办为例

明代自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开始兴建北京城,大规模的营建工程次第展开并累朝持续进行。北京城市营建工程对木材产生了巨大需求,而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木材绝大多数来自南方广大地区,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木材物流实践。本文以川木采办为例,从物流角度梳理川木从采伐、加工、运输乃至存储等物流过程。明政府在木材采办中组织大量人力进行采伐,综合使用各种技术人才,充分利用各种物流技术手段,合理采用运输方式运输,巧妙安排运输时间,高度重视木材存储等,均体现了中国古代在物流实践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和取得的成就,因此明代北京城市营建木材采办是中国古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物流实践,值得深入研究。     

北宋中期耕地面积及其空间分布格局重建

以北宋暖期为研究时段,依据历史文献中有关“田亩”与“户额”的记载资料,通过对赋役、户籍、土地等制度的考证,订正了北宋中期各路耕地面积和府级人口数量;并以地面坡度、海拔高程和人口密度作为影响土地宜垦程度的主导因子,网格化重建了北宋中期境内耕地空间分布格局(60 km×60 km)。结果表明：(1) 北宋中期境内耕地约7.2 亿亩,北方占40.1%,南方占59.9%;人口数量为8720 万人,北方占38.7%,南方占61.3%;境内土地垦殖率为16.6%,人均耕地面积为8.2 亩。(2) 垦殖率较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两湖平原以及四川盆地等,其垦殖率基本在40%以上;而岭南、西南(除成都平原外)、东南沿海和山陕黄土高原等地区垦殖率较低,其垦殖率大多小于20%。(3) 耕地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和坡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低海拔(< 250m)、中海拔(250~1000 m) 和高海拔(1000~3500 m) 地区的耕地分别为4.43、2.15 和0.64 亿亩,其相应平均垦殖率为27.5%、12.6%和7.2%;而平耕地(≤ 2°)、缓坡耕地(2°~6°)、坡耕地(6°~15°) 和陡坡耕地(>15°) 的面积分别为1.16、4.56、1.44 和0.02 亿亩,其平均垦殖率分别为34.6%、20.7%、8.5%和2.3%。     

河南新乡宋墓家猫骨骼研究

2012年河南新乡市宋墓考古发掘出土一批动物骨骼,根据种属鉴定和观测比较,该批动物骨骼材料属于家猫.家猫(骨骼)安置于墓主身旁,是墓主入葬时作为饲宠特意放置的.猫骨骼表面没有发现任何人类行为痕迹(切割、砍击等).全部猫骨骼属于同一个家猫个体.保存下来的骨骼材料包括左、右下颌骨;左上颌骨;肱骨、尺骨、桡骨、股骨、胫骨、跖骨等,总计42件家猫骨骼.在家猫动物考古研究中,新乡宋墓家猫是我国同一地点发现家猫骨骼标本数(可鉴定标本数:NISP)最多的地点.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该具家猫骨骼上,首次发现我国家畜考古中"偏侧咀嚼"现象.其特征为:右下颌的P4、m1齿尖,使用磨耗程度远远大于左下颌相同齿位齿尖.磨耗差距最大的部位在m1后尖顶端,右侧比左侧齿尖因磨耗而偏低2.10 mm,右侧m1后尖顶端已磨耗为平面、裸露齿质点,而左侧m1齿尖仍保留有完好锐尖.新乡宋墓家猫在我国动物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以宠物猫进行陪葬的考古学文化现象.我国此前发现的家猫骨骼,主要出土于文化层或灰坑里,可能是被人们丢弃或自然死亡后被埋藏起来的.甚至还有少量猫骨可能是古代人食猫风俗的遗存.而新乡宋墓中的宠物猫,是人们为培养生活伴侣或寄托生活情趣而畜养的,是人们主要为满足精神生活需求而饲养的动物.我国此前动物考古研究有关"宠物"的发现为空白.新乡宋墓出土我国考古中第一只可以确定为宠物的家猫,为今后开展动物考古中有关"宠物"研究开启了良好开端.墓中出土的宠物猫还有严重"偏侧咀嚼"现象,该发现对家畜动物考古材料的演化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