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of Spatial Mismatch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spatial mismatch sit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analyzed by gravity model and two-dimensional matrix based on the 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 and the results are visualized using ArcGIS software. This study finds that varying degrees of spatial mismatch exist between the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bundance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accessibility of tourism locations in the 21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gravity centers for tourism economy, tourism resources and tourism location are (113.55° E, 23.00° N), (113.69° E, 23.21° N) and (113.74° E, 22.86° N),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two-dimensional combinatorial matrices,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is shown in 1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or the tourism revenue-resource abundance combination, whereas it is shown in seve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or the tourism revenue-tourism location combinatio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re synchronous-double high zones for both combinations, while Foshan, Qingyuan, Yangjiang, Zhongshan and Jieyang are deviating-negative mismatch zones for both combinations. Furthermore, the vast majority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within the province currently present mismatching trend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variou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辽宁佟二堡皮革制造集群与专业市场共同演化

制造集群和专业市场分别由经济活动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形成,两者间互动融合已成为中国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基于共同演化理论分析框架,以辽宁佟二堡镇皮革产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企业访谈,研究制造集群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与共同演化过程及其驱动机理,重点考察政府和企业衍生在推动两者共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佟二堡镇皮革制造集群与专业市场遵循共生发展型演化模式,呈现出产业规模共同扩大、组织方式共同演进、产业分工共同深化的共同演化过程。东北广阔的消费市场、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制造集群和专业市场内企业衍生是引致两者共同演化的主要原因。     

苏北地区代表性森林土壤理化特性的比较研究

在苏北地区5种代表性森林植被下设置样地,进行植被因子调查及土壤理化特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植被类型林下土壤硬度的平均值变化范围在11.86(±3.59)~18.57(±10.26)kg/cm2、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1.89(±0.27)%~2.36(±0.08)%;常绿针叶林下土壤的平均容重、粘粒组成、田间持水量等指标均小于落叶阔叶林,并且该林下样地的土壤养分含量及pH值也低于落叶阔叶林下的土壤;常绿针叶林下土壤通透性及保肥能力较好,落叶阔叶林尤其是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林下土壤有机质、氮、磷等养分含量相对较高,供肥能力较强。     

返乡农民工旅游就业认知与意愿的实证研究

运用贵州省马岭河景区周边3个乡镇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及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旅游就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工旅游就业的意愿受到其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务工时间、务工月收入、对当地旅游发展的认同度、对旅游就业的认知以及旅游地相关就业政策的满意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就如何通过正确引导和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后续就业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     

辽宁省春玉米全育期的气候适宜度及年景评估

为评价气候变化对玉米生长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选取1969—2018年18个气象站点的逐日实测气象数据,利用模糊数学法建立春玉米气候适宜度评估模型,以地理信息技术为依托,探究春玉米气候适宜度的时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玉米气候年景的综合评估。结果表明:①辽宁省春玉米全生育期内日照、温度、降水适宜度波动幅度较大;然而春玉米种植气候适宜度的空间差异性较弱。②春玉米各生育期气候适宜度由高到低为:出苗期>开花期>成熟期>播种期。全生育期温度适宜度最高,日照适宜度次之,降水适宜度最低。③春玉米播种期、出苗期、开花期和成熟期的气候适宜度最高值分别出现在辽阳、葫芦岛、营口和铁岭。④春玉米气候年景准确率达64%,表明该评估方法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气候年景。近50 a辽宁省春玉米偏好的年景有4个年份(1971、1979、1993、1998年),较差的有1969年(4.98%)及1973年(5.59%)。     

广东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依据2001―2010年广东省旅游、经济、环境方面的数据,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和GIS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物理学中耦合协调度函数建模法,对广东省21市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21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提高,平均耦合协调度由2001年的濒临失调提升到了2010年的勉强协调水平;但各市旅游、经济、环境3个子系统的发展程度各异,省内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存在一定差距,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珠三角地区发展的起点高、速度快,而粤北山区和两翼地区始终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2001年广州、深圳的耦合协调度得分分别为0.65、0.67,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揭阳、云浮得分为0.29、0.33,分别为中度失调水平和轻度失调水平。到2010年,广州、深圳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了良好协调的水平,而揭阳、云浮的耦合协调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吉林省春季土壤水分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3~2010年吉林省春季土壤含水率数据及相关数据,采用常规统计方法、地统计学方法和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方法,讨论吉林省春季土壤水分分布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春季0~30 cm土壤平均含水率总体上呈由西向东逐渐增加的趋势,空间差异性显著,其中10 cm深度土壤含水率空间差异最大;土壤层之间的距离越近,土壤含水率的相关性越好,东部10 cm深度与其他层次土壤含水率的相关性好于中西部,中部相比东部和西部而言,各层次之间土壤含水率相关性最差。研究还发现,田间持水量和降水量是影响吉林省土壤含水率分布的主要因素,受土壤、气候等自然要素的空间异质性影响,田间持水量对中部和东部的土壤含水率影响更大,而降水对中部和西部的土壤含水率影响更大。     

贵州省乡村贫困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分析

以贫困态势严峻、区域内部贫困差异大的贵州省为研究区,分析了贵州省区县层面乡村贫困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格局,定量测度了乡村贫困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和因素效应的空间差异性,进而归纳了贵州省乡村贫困的形成机制。结果发现,贵州省区县乡村贫困具有时空稳定性,呈现出东、南、西部高而中、北部低的“马蹄”形空间异质性格局。区县贫困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高-高”型贫困地域即空间贫困陷阱区域,集聚分布在贵州省的东南部、南部。定量模型发现,坡度、到所在市中心的距离、青少年人口占比、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是导致贵州区县层面乡村贫困空间差异的显著因素,且这些因素的效应水平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模式。产业发展受限、劳动力流动性差、金融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贵州贫困空间形成的主导机制。最后建议扶贫政策层面应将基于地方和基于人的政策相结合。     

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分析

拐卖儿童犯罪给受害者带来身心创伤、给家庭带来巨大悲痛和长期困扰,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该领域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兴起较晚,且主要侧重宏观整体分析,当前亟需聚焦高发源地和重点人群作精细解析。为此,论文针对中国拐卖犯罪重灾源区四川省,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量上,被拐男童明显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要来自乡村,虽呈现1~6岁和14~17岁的“双峰”型特征,但整体趋向低龄化。② 时间上,犯罪年际分布大致呈倒“V”型波动态势,高发期为1981—2000年;犯罪年内分布集中于夏半年,周内分布周末高发,日期分布每月1日的被拐儿童数量最多。③ 空间上,存在一个被拐高发区和多个被拐次高发区;县域尺度上的犯罪格局呈现“高—高”和“低—低”聚集;随着时间的变化,拐出热点区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宏观贩运路径上,向中东部地区分散拐入,华北和华南是重点拐入的“南北两汇”。④ 对1981—2000年犯罪高发期的原因解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的主导因素。     

基于交通大数据的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计量模型与空间格局

以广东省为例,基于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的路段车流数据,建立包含I~IV类客车和I~VI类货车在内的全样本、高精度碳排放计量模型,并采用地理空间分析法探索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空间差异性。结论主要有：1）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主要来自于货车,货车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的57.1%;客车占42.9%。其中,中小型机动车,如I类客车（即小汽车）、I类和III类货车等是高速公路主要碳排放源。2）在高速公路网络中,碳排放高值路段具有集中于国家级高速公路、邻近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区、邻近机场和港口等空间特征。客车碳排放高值路段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区域,沿广州市向外呈放射状分布;货车碳排放高值路段主要分布在国家级高速公路,且货车载货量越小,碳排放空间分布越集中。3）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较高的地市多集中在珠三角城市群,广州市城市首位效应突出。县区尺度下,高速公路碳排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显著,碳排放较高的县区多为广州市和佛山市下属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