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区“一站式” 土地登记服务成效好

今年8月份以来,文峰区国土资源局实行土地登记流程化服务便捷方法,将土地登记服务迁入文峰区便民服务中心,实现了“一站式”办公流程服务,方便了群众,提高了效能。截至目前,共登记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380宗,登记率与去年同比增长200％,受到辖区群众热烈好评。     

加快生态区建设步伐 努力打造＂运河古城、江北水乡＂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是首家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多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以建设"运河古城、江北水乡"为目标,实施了节能降耗、生态修复、污染源治理、造绿富民等系列工程,实现了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绩效评估---基于合成控制法的检验

为避免双重差分法所存在的地区异质性估计偏差,基于结构视角通过合成控制法对东北振兴政策进行评估,找出东北经济下滑的内在动因,为破解东北经济增长难题提供政策建议。结果表明:东北振兴政策整体上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东北经济下行的根本症结在于结构的扭曲与错位。从短期看,经济结构的暂时性优化促使振兴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而从长期看,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这是由于结构障碍的日益凸显阻碍了振兴政策效应的释放。因此,实现东北振兴必须依赖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及影响要素

在海洋经济质量转型之期,基于“认知—评价—建构—优化”理念,界定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内涵,通过中心-引力模型评价分析2000—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构建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模型,识别影响其空间特征的相关要素,并根据要素作用程度提出优化建议。研究发现：① 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呈“核心—圈层”结构,形成以大连为“领头雁”的雁阵式相互继起模式;“钻石型”引力流结构促成辽宁沿海地区集中化连片发展格局;②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主要受空间集聚效应影响,海洋资本、海洋基建和海洋产业结构成为推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循环引力流的顺流机制,其中海洋产业结构成为影响辽宁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圈层空间集聚效应的关键流;海洋人才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循环引力流的逆流机制;③ 通过路径作用程度的象限划分,提出强化大连中心地职能,针对腹地城市定位及资源禀赋条件提出调控措施,推进沿海区域协调与一体化进程。     

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对海洋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海洋经济是新一轮大国之间的经济较量,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海洋经济上遥遥领先。通过观察美国、英国等海洋大国发现,沿海国家均有一个统一的发展路径: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保证了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故文章将从"两化"视角来衡量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利用Eviews 8.0软件对2005—2015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两化"与海洋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最小二乘法回归。由协整方程可知,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每增长1%,会分别带动海洋经济上涨1.87%和2.96%;再由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的方向性可知: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会促进海洋经济的增长。根据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可知,我国未来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海洋第二产业,对其未来发展提出3点建议,即基层和高端人才的培养、水产品精加工和生物医药的优先发展以及法律制度软环境的构造。     

黄土高原1995-2050年快速城市增长的时空动态模拟（英文）

随着中国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实施,黄土高原未来的城市增长将进一步快速发展。然而,区域尺度城市增长的时空动态模拟研究还很有限。基于历史土地利用数据和SLEUTH模型模拟,得到1995-2050年1-km分辨率的城市覆盖数据,并利用指标化空间制图方法发展了一种城市增长量化与制图的集成分析方法。在黄土高原的研究表明：城市发展政策、自然环境和行政职能影响了不同等级城市的城市增长速度和空间格局;15个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在2050年的总面积大约是1995年的8.12倍,1995-2015年和2015-2050年城市总体增长率分别为5.97%和3.2%;总体而言,1995-2015年的城市增长模式主要是跨越式增长,21世纪30年代以后,边缘增长模式将成为城市增长的主导模式,内生型增长模式仅对兰州、西宁等个别河谷型城市发展具有贡献作用。基于高分辨率地图集的多层次城市增长时空变化分析可为区域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城市管理提供重要信息。     

陆地生态系统氮状态对碳循环的限制作用研究进展

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和氮循环密切相关, 碳贮量与碳通量在很大程度上受氮循环的影响 和限制。由于氮循环的复杂性, 在以往的大多数碳循环研究中, 更多考虑水分、温度和大气CO2 浓 度等因子的影响, 考虑碳氮相互作用的研究较少。氮素可限制植物光合、有机质分解、同化产物的 分配以及生态系统对大气CO2 浓度升高的响应。根据目前有关碳氮模型的发展状况可将碳氮耦 合循环模型分为三大类: 一是静态模型, 它的土壤养分水平或者叶氮含量不变, 是常数, 这类模型 适合于在站点或氮素浓度变化不大的区域应用; 二是土壤氮限制模型, 能够保持稳定的生态系统 氮收支, 在NPP(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净初级生产力)的模拟中考虑土壤氮有效性的动态变化 的影响, 使模拟结果更为合理; 三是叶氮限制模型, 在NPP 的模拟中考虑叶片氮浓度的动态变化 的影响。这三类模型虽然都考虑了氮对碳循环的限制作用, 但在氮碳循环机理方面尚有不少欠 缺, 所以在研究中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以后的研究中, 应通过加强碳氮相互作用的实 验研究, 增进对碳氮过程的深入了解, 进而建立综合动态的碳氮耦合模型, 以减少目前碳循环研 究中的不确定性。     

Impact of topography and land-sea distribution on East Asian paleoenvironmental patterns

Much geological research has illustrated the transition of paleoenvironmental patterns during the Cenozoic from a planetary-wind-dominant type to a monsoon-dominant type, indicating the initiation of the East Asian monsoon and inland-type aridity. However, there is a dispute about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s of the transition, especially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Himalayan/Tibetan Plateau uplift and the Paratethys Sea retreat. Thirty numerical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under different land-sea distributions and Himalayan/Tibetan Plateau topography conditions are performed here to simulate the evolution of climate belts with emphasis on changes in the rain band, and these are compared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paleoenvironmental patterns during the Cenozoic recovered by geological records.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simulations and the geolog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Tibetan Plateau uplift and the Paratethys Sea retrea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nsoon-dominant environmental pattern. Furthermore, the simulations show the monsoon-dominant environmental pattern comes into being when the Himalayan/Tibetan Plateau reaches 1000–2000 m high and the Paratethys Sea retreats to the Turan Plate.     

基于珠海实证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分析框架

城市旅游是城市的一个开放、高流动的子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有增长极限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受到供需极限影响,当旅游需求超过供给时,出现过度旅游;而当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导致过度旅游化。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极限呈现阶梯式,只有当影响城市旅游需求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持续重大变化时,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才可能突破原有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旅游需求极限规定了城市旅游供给极限,决定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开发的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设施规模。本文基于珠海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十几年,由于旅游供需两方面影响因素缺乏持续重大的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城市主题和特色等因素相对稳定,加之受到区域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珠海中高端旅游需求相对稳定,星级酒店等中高端旅游产品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新增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并不会带来过夜旅游需求的实质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现阶段旅游供需的失衡,造成过度旅游化。本文也讨论了超越旅游极限的条件以及旅游增长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了旅游统计的改革举措。     

中国城市标度律及标度因子时空特征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系统中城市要素与人口数量之间的规模缩放关系,但标度律在中国城市系统中的适用性和意义尚不明确。本文采用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究不同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关系,并从时空维度探究标度因子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作为典型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发展符合标度律,且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显著,而土地利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还有待增强。部分基础设施、生活设施要素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或线性关系,与预期的次线性相悖,基础教育、医疗等要素的标度因子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次线性阈值,反映了公共资源向大城市聚集、不同规模城市发展不平衡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系统的独特性。标度因子的区域分异反映城市发展协调程度差异,其中东北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差异最为显著。主要城市要素标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表明,中国大城市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在2009年最为显著,而后略有下降;中国大城市土地扩张总体上自2000年以来持续加速,2008年以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管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外延式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紧迫性。中国城市标度律研究有助于认知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系统特征和演化规律,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