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地区周代农作物资源利用研究:以荥阳官庄为例

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地区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新变化,即史前时期传人中国的小麦冲击了粟类作物的主导地位,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中原地区进行农业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环嵩山地区是中原的腹地,对官庄遗址的浮选研究丰富了这一地区植物利用的资料.官庄遗址(34°51′06″N,113°22′28″E)是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的一处周...     

山西襄汾陶寺都邑形成的环境与文化背景

襄汾陶寺遗址是龙山时代重要的大型城址,具备早期城市和都城的特征。综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剖面孢粉分析、野外地貌调查等方法,结合考古资料,从区域社会文化背景和环境背景的角度,探讨了陶寺都邑的形成原因。认为有四大因素主导其形成:全新世大暖期气候背景下区域文化的连续发展和陶寺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陶寺文化的繁荣;聚落群的发展有利于人口和资源的空间集聚,促进中心聚落的产生;陶寺城址地理条件优越,具备满足大量人口生存的食物和能源需求的生业基础;平坦且有浅沟的局地地形、丰富的建材、发达的手工业和交通便利等优越条件有利于大型城邑的发展。     

晋南地区全新世中期遗址时空分布与气候演化的关系

基于ArcGIS10.8平台结合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叠加标准差椭圆等方法,研究晋南地区全新世中期1 415处遗址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晋南地区全新世中期遗址空间分布从集聚到逐渐离散;遗址重心向高纬度地区、逆时针方向位移,方向呈现先东北后西北的变化。核密度分析表明,空间布局从仰韶期的团状到龙山期的以陶寺文化为中心的带状分布。与仰韶时期相比,龙山时期处于过渡时期的弱暖湿气候阶段,干燥更为明显,遗址沿着盆地和河流分布。由于此时农业技术水平高,人类适应能力增强,人口迅速增加,从而推动了龙山文化发展;后期气候逐渐恶化,人类生存面临严峻挑战,导致龙山文化被迫中断。随后进入了夏商时期,遗址数目较少,分布与山地联系密切。这种龙山文化到夏商文化的演变可能与4 kaBP前后降温事件有关。因此,研究全新世中期晋南地区遗址时空分布与环境演化,对于理解不同环境下人类响应与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省万寿岩遗址船帆洞植硅体组合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万寿岩遗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遗址之一的船帆洞中曾生活过两期古人类（40～37 kaBP和30～29 kaBP）。在第一期古人类的文化层中发现的人工石铺地面在我国旧石器考古中属重要发现,对研究末次冰期古人类生存环境具有重大意义。对船帆洞沉积物的植硅体分析显示,尖型植硅体和棒型植硅体数量比较占优势,扇型和块状植硅体含量其次,短细胞植硅体形态中鞍型的含量较多。结合聚类分析结果可将剖面至下而上划分为5个气候带,气候环境依次为凉干-冷干-冷偏干-凉偏干-温凉偏干。第一期古人类生活于带I底部,为凉干背景下较温暖的气候环境;第二期古人类生活于带Ⅳ上部,为凉偏干背景下较温暖的气候环境。植硅体的变化特征较好地指示了H4和H3事件,分别对应两期文化层。两次Heinrich事件改变了古人类的生存环境,推测是两期古人类离开船帆洞的主要原因。     

灰色关联法在青海明长城单体建筑病害与危险性评价中的应用

土遗址保护是目前国内外文物保护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关于土遗址的病害量化,各病害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土遗址的危险性评价却少有研究。通过对青海省湟中明长城的17个单体建筑-烽火台的现场调查,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坍塌体积、掏蚀体积、冲沟体积、裂隙长度、洞穴体积、片状剥离面积、生物破坏面积7个影响因子的权重及关联性,并建立土遗址单体的危险性评价模型进而对其进行危险性评价,最终确定各单体建筑的危险程度。     

中国西北地区气象因子对夯土遗址裂隙发育的影响

中国西北地区遗存有大量的土遗址,其种类繁多,形式各异,时刻遭受各类气象因子的影响,裂隙是其普遍发育的病害之一。为了更好地研究气象因子对夯土遗址裂隙发育的影响,本文基于近5a对分布于甘肃和青海境内的多处明代夯土遗址开展的工程实践,分析了降雨、蒸发、温度、日温差和日照等主要气象要素对裂隙发育的影响,较好地揭示了我国西北地区夯土遗址裂隙发育的气象环境效应。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降雨量的增大,蒸发量的减小（即干旱指数的减小）,温度的降低和日照的减弱,裂隙发育率、平均裂隙长度和最大裂隙长度整体趋于增大,且相对潮湿的自然环境更能促进宽大裂隙的后期发育;（2）随着降雨量的减小,蒸发量的增大（即干旱指数的增大）,温度的升高和日照的增强,平均裂隙宽度和最大裂隙宽度整体趋于增大,且干旱状态的自然环境更能促进微小裂隙的前期发育;（3）气象环境对遗址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的因素较多,且往往是同时进行、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其对土遗址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是相似的。     

山西太原盆地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以阳曲县西殿南遗址人和动物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为例

以山西太原阳曲西殿南遗址(38°03′45″N,112°45′55″E)出土的3例人骨和34例动物骨骼(3例鹿、3例狗、5例牛、6例羊、17例猪)为研究对象,运用AMS-¹⁴C测年与C、N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该遗址所处的年代、动物和人的食物结构以及先民对家畜的饲喂方式,进而还原龙山文化时期太原盆地的生业经济。AMS-¹⁴C测年结果显示,M1墓主人骨骼的¹⁴C年代为4200±30 a B. P.,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为4844~4620 cal.a B. P.,结合该遗址遗存及其组合群特征初步判断其应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C、N稳定同位素测试结果显示,鹿(δ¹³C：-20.8‰ ~-18.7‰,均值-19.6‰ ±1.1‰;δ¹⁵N：2.9‰ ~3.6‰,均值3.3‰ ±0.4‰,n=3)主要以C₃类食物为生,说明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为C₃类植物;与鹿不同,羊的δ¹³C值和δ¹⁵N值(δ¹³C：-17.2‰ ~-14.3‰,均值-16.2‰ ±1.0‰;δ¹⁵N：6.7‰ ~9.6‰,均值8.1‰ ±1.2‰,n=6)明显高于鹿,其内部存在一些差异性,可分为A、B、C三组：A组羊(YQ17和YQ19)的δ¹³C值偏高(分别为-16.4‰和-16.3‰),δ¹⁵N值(分别为9.3‰和9.6‰)较高,其年龄较小,食物中包含较多的羊奶或生活于缺水的环境中,抑或被投喂了高蛋白的饲料;B组羊(YQ16、YQ18、YQ20)的δ¹³C值偏低(分别为-16.8‰、-14.3‰和-17.2‰),但δ¹⁵N值(分别为8.3‰、7.4‰和7.2‰)偏高,其受到人工干扰的可能性最大,特别是在冬春季节,野外植被较少,羊群很可能无法自行获得充足的食物资源,这时人为投放的饲料(如粟黍的秸秆等)可能作为其食物的补充;C组羊(YQ15)的δ¹³C值(-16.3‰)和δ¹⁵N值(6.7‰)都较低,其食物来源以C₃类植物为主,也有少量C₄类食物,其数值符合羊作为食草动物的特征,同时反映出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以C₃类植物为主。显然,以野外放养为主的羊,它们的食物结构仍然受到粟黍农业的强烈影响。大部分牛(δ¹³C：-20.2‰ ~-14.6%,均值-16.4‰ ±2.6‰;δ¹⁵N：3.5‰ ~6.8‰,均值5.3‰ ±1.6‰,n=4)的食物主要以C₃类植物为主,但也添加了少量的C₄类食物;家猪(δ¹³C：-7.5‰ ~-6.3‰,均值-6.9‰ ±0.3‰;δ¹⁵N：6.1‰ ~8.4‰,均值7.5‰ ±0.6‰,n=17)、家犬(δ¹³C：-7.3‰ ~-6.8‰,均值-7.0‰ ±0.3‰;δ¹⁵N：6.6‰ ~7.9‰,均值7.1‰ ±0.7‰,n=3)及牛YQ13(δ¹³C：-10.7‰;δ¹⁵N：8.7‰)主要以C₄类食物为生。其中,猪和狗则主要以粟黍及其副产品为生,并食用了较多先民食物残余和/或残羹冷炙,甚至先民的粪便等;牛YQ13可能受到先民的特殊饲喂,其食物中添加了大量的粟黍及其副产品。先民(δ¹³C：-8.6‰ ~-7.1‰,均值-7.7‰ ±0.8‰,δ¹⁵N：9.5‰ ~10.3‰,均值10.0‰ ±0.4‰,n=3)主要以C₄类食物为生,即粟黍及其副产品饲喂的家猪和家犬。因此,西殿南遗址所在太原盆地龙山文化时期先民的生业经济以粟黍农业及家猪饲喂业为主,也对外来的牛和羊进行放养和饲喂;与处于同时期且邻近的中原腹地新砦遗址、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和清凉寺墓地、忻定盆地的辛章遗址以及陕北地区的神圪垯梁遗址已发表的人和动物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相关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西殿南遗址所在太原盆地的生业经济相比略显单一,社会复杂化程度有限。

     

广西田阳县那赖旧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和玻璃陨石

对广西田阳县那赖旧石器遗址进行实地调查,在百色盆地右江第Ⅳ级阶地的网纹红土中发现了一件玻璃陨石和大量的旧石器（包括12件手斧）。玻璃陨石的特征表明其为原地埋藏,未经后期流水作用搬运。玻璃陨石和石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实,百色盆地第Ⅳ级阶地中保存的玻璃陨石可以代表手斧的埋藏年代。那赖遗址的石制品组合与百色盆地其他遗址的类似。通过与世界上其他阿舍利手斧在形态上和技艺上对比表明,该遗址手斧代表了早中更新世之交东亚的阿舍利技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