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环境史视角的苏州湿地文化路径探索

人类文明与湿地在数千年历史中共同发展、协同演进,创造了丰富的湿地文化。目前既有的湿地文化框架,偏重于狭义的“文化”,为了更完整地展现湿地作为生态系统对文化的形塑作用,有必要在广义的“文化”范畴内讨论湿地对人类的影响。苏州湿地是国际公认的深受人类影响的湿地典型代表之一,苏州湿地文化的研究框架有待于在思维逻辑和层次感上进一步拓展。文中尝试引入环境史研究视角,通过基于环境史视角的苏州湿地文化路径探索,建立适用于广义湿地文化的新研究框架,为苏州湿地文化的深入梳理以及围绕苏州湿地文化的学术研究、写作提供新的参照坐标。     

制度与文化对嵌入式技术海外转移的影响——以蒙内铁路为例

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关注的重点,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现代化铁路项目具有“自然垄断”、投资大、涉及地域广的特点,其建设对运营制度与文化的依赖性强,属于一种典型的变革性项目和嵌入式技术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建设相对薄弱,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且往往不具备铁路运营技术与能力,因此中国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从设计—建设—运营乃至投融资进行全链条考虑,并将铁路项目作为“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进行培育,即通过制度保障、文化相互适应以及技术标准、管理模式、产业链条的属地化管理,来保障项目的成功运营。蒙内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出去”较为成功的案例,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总结了“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海外发展模式,从而为推动海外项目建设与运营成功、“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

流域生态补偿是中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区域保护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环境政策,涉及区域利益主体权益差异与协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和合作模式构建等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的博弈行为,探究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粘性,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尺度转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理评价和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看注册测绘师制度

注册测绘师制度作为保证测绘成果质量、强化法律责任和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重要举措,对测绘企业乃至测绘地理信息行业都有着深远影响。本文试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进行解读,分析注册测绘师制度对人力资源规划、岗位设置和人力资源供求关系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和所思所想提出了特定项目试点执业、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实行绩效管理等执业建议,以实现注册测绘师、测绘企业和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协同发展。     

推进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 从源头防治腐败

<正>腐败的本质就是公共权力的滥用,这种权力的滥用导致权力异化、私化,利益的转移,从而产生腐败。从源头防治腐败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对可自由支配的公共权力加以约束,从而消除腐败产生的基础。改革现行海域使     

我国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建设框架研究

随着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化学污染物的排海数量不断增加,海水水质不断恶化,我国的海域自北到南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一些港湾、河口、近海海域污染已相当严重。实施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是改善海洋环境质量的重要措施。文章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和规章以及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等5个层面对我国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建设框架进行了设计;提出海域排污总量控制条例作为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应包括总则、规划编制与管理、排污许可与排污交易、排污核查与监督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根据我国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从加快立法、建立配套制度和强化管理等方面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提出建议,为我国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经济地理学制度理论的发展与建构的重要方向

在中国制度差异显著与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下,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相结合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系统地梳理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的关系发现,经济地理学与制度在历史上存在先分离后融合的情况,并且目前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研究结合态势不容乐观,制度研究在本体论、方法论、时间维度、空间尺度、研究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通过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制度理论应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进行建构,并提出了建构的方向:1)以系统论、层级观为指导,注重构建制度的层级结构;2)以反还原论为基础,寻求方法论的突破;3)借助演化的思想与路径依赖理论,强调时间在制度系统中的作用;4)加强对各空间尺度的制度研究;5)注重工具方法的借鉴与创新。     

轨道交通沿线土地溢价归公的政策与实践——以东莞市为例

轨道交通周边土地开发和溢价归公有助于缓解城市财政压力,推动公交都市建设。结合国外实施溢价归公的政策和实践模式,以东莞市为例,在资料收集、政策分析、文本和案例解读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城市政府在规划和建设轨道交通中,以土地溢价归公反哺轨道交通融资的政策安排和实施效果。结果表明:1)溢价归公的本质是以特定方式实现正外部效应的内部化,由于土地制度和税收体系的差异,欧美地区溢价归公主要依赖多样化的土地税收体系,而中国城市的实践主要借鉴了“轨道+物业”的联合开发模式;2)东莞市溢价归公策略的形成是综合开发规划编制和审批、沿线土地控制和储备、土地发展权转移、土地增值分配等核心环节有效协调的结果;3)东莞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能形成可观的财政收益,潜在土地收益占轨道资金总需求的比例超过20%,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较大困难。东莞市案例能为其他城市轨道交通融资、土地开发和溢价归公的政策体系编制和有效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规范土地市场建设

一、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规范土地市场建设的根本措施 1．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规范土地市场建设是盘活存量土地资产的有效途径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规范土地市场建设,使土地资产逐步盘活,实现了土地的资产价值,在土地市场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效应。当前我国正进行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这些调整势必关系到或者直接涉及到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要适应这个大趋势,抓住机遇,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规范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规范土地市场建设,优化用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