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兴仁滥木厂汞矿中红铊矿的初步研究

铊矿物是自然界的稀少矿物,过去国内未见到有对铊矿物的专门研究报导。本文红铊矿的研究方法采用了电子探针分析、人工重砂鉴定、显微镜鉴定、X射线粉晶分析等。     

基于小波与包络线的土壤有机质高光谱估测

以陕西省横山县为研究区,对小波分析法与包络线去除法融合应用于土壤有机质高光谱估测的有效性进行了探究。利用陕西省横山县84个土壤样本的光谱反射率和有机质含量数据,采用小波分析法去除了部分噪声,通过光谱一阶微分变换,提高光谱反射率与有机质的相关性,采用包络线去除法提取建模因子,减少数据冗余后最终采用回归分析法建立土壤有机质的估测模型。结果表明,与未采用小波分析法建立的模型比较,建模因子的相关性提高了0.1~0.25,模型的判定系数可达0.932,提高了0.207,检验样本的均方根误差RMSE为0.107,减小了0.116。总体而言,小波分析与包络线去除法联合应用于土壤有机质高光谱估测是有效的且所建模型精度较高,但数据质量对模型精度有重要影响。     

2010—2020年黄河下游河南典型灌区浅层地下水中砷和氟的演化特征及变化机制

黄河下游典型灌区河南段是豫北平原重要的农业种植区。该地区浅层水质整体较差,因常用于作物灌溉或家畜饮用,会对人体健康产生风险,因此对该地区地下水中砷与氟浓度变化特征和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提高对该地区地下水污染的认识水平。本文基于2010年和2020年在灌区范围内采集的327组浅层地下水样品,研究区内地下水砷和氟分布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比研究十年间灌区浅层地下水中砷、氟的演化特征,探索分析砷与氟浓度及空间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浅层地下水中存在砷与氟超标问题,2020年浅层地下水中高砷（砷浓度大于10μg/L）和高氟（氟浓度大于1mg/L）的样品数量分别占总数的26.1%和26.06%。高砷水分布在太行山前洼地与黄河冲积平原等泥沙互层结构的沉积环境中,还原性较强,同时地下水径流不畅,较强的阳离子交换作用使得其所处环境中Ca2+浓度较高。近十年间砷浓度增加的水样占总数31.8%,砷浓度减少的水样占36.7%。砷浓度的增长（减少）是地下水还原性增强（减弱）使得锰氧化物溶解释放（吸附）导致。近十年间不同地区农业灌溉和水源置换等用水方式导致水位变化是引起砷浓度变化的潜在因素。高氟水主要分布在河南新乡与濮阳的黄河沿线,氟离子浓度受到沉积物中萤石等钙质矿物溶解影响,使得高氟地下水出现在低钙环境中。近十年间研究区中氟离子浓度减少的占总数60.2%,氟离子浓度增加的占32.1%,整体变化趋势向好,但是高氟区中氟离子浓度继续增加。氟浓度的变化同样受到Ca2+变化影响,在Ca2+浓度降低（升高）时氟浓度进一步升高（降低）。地下水中氟升高地区分布在黄河沿线,因此受到黄河水补给影响较大,地下水径流条件较好,阳离子交换作用减弱,使得Ca2+浓度降低,此时地下水中砷浓度受到环境影响而降低,因此研究区氟增加地区中砷与氟的分布和演化呈现反向关系。     

若干冶炼砷渣(场)周边水环境特征研究

对冶炼砒霜产生砷渣堆放后没有扰动砷渣(场)、扰动并已修复的砷渣场及扰动正在修复砷渣场周边水环境进行分析,发现长期堆放后没有被扰动的砷渣(场)周边地表水体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扰动正在修复和已修复的砷渣(场)周边地表水环境恢复较快,地下水恢复较慢,恢复周期较长。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arsenic contaminated groundwater exploration in the Hetao plain of Inner Mongolia,China

1990年报道了在中国内蒙古河套平原由于饮用污染的地下水而患砷中毒的病例.估计目前内蒙受到砷中毒影响的居民已超过41万人.从1997年至2004年,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水文地质调查、地质调查和医学调查,并装置了管道输送的供水系统.这些调查揭示了河套平原地下水受砷污染的机理:由于被吸收的砷释放进入地下水,蓄水层中不断加强的还原环境造成铁氢氧化物的溶解.为了防止砷中毒病人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停止饮用污染过的水和供应安全的饮用水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根据当地的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来了解砷污染的机理.     

0010号台风"碧利斯"对厦门港湾表层海水中溶解无机砷含量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0010号台风“碧利斯”影响期间及其随后的恢复期中,厦门港湾中九龙江口和西港海域站表层海水总溶解砷（TDIAs)、As^3 含量和As^3 /As^5 值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观测期间两站TDIAs和As^5 含量均比非台风时期呈数倍增加,经10d后仍未恢复到非台风时的水平。As^3 含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波动较大。文中还对观测期间影响溶解无机砷含量的因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北京市蔬菜和菜地土壤砷含量及其健康风险分析

通过对北京市蔬菜和菜地土壤砷含量状况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了蔬菜和土壤砷含量及其健康风险,并筛选出抗砷污染能力强的蔬菜品种。根据蔬菜的消费量并兼顾品种多样性的原则,在北京市规模化蔬菜栽培基地 (采集蔬菜及土壤样品) 和蔬菜批发市场 (蔬菜样品) 共采集93种蔬菜400多份蔬菜样品和39个土壤样品系统地分析其砷含量。研究发现：北京市菜地土壤砷含量范围和平均含量分别为4.44~25.3和9.40 mg/kg,明显超过北京市土壤砷背景值;北京市蔬菜砷含量最高达0.479 mg/kg,平均含量为0.028 mg/kg,均未超过《食品中砷限量卫生标准》(GB4810-94) 的限量值,但其中有2个蔬菜样品 (萝卜和大蒜) 砷含量超过WHO/FAO制订的限量标准。北京市蔬菜砷含量在东偏北方向 (偏转11^o-30^o) 存在明显的"U"型趋势分布。裸露地蔬菜砷含量显著高于设施蔬菜。油菜、萝卜、小白菜、大葱、芥菜、黄瓜、大白菜和甘蓝抗砷污染能力较弱,而辣椒、云架豆、冬瓜、茄子、菠菜、西红柿、芹菜等抗砷污染能力则较强。北京市居民从蔬菜中摄入砷平均值为0.016 mg/(人·d),蔬菜砷对北京市部分人群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     

Geochemistry of porewater and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in sediment cores from the Chianan Plain, Taiwan

High concentrations of arsenic and humic substances in groundwater from the southwestern coastal plain of Taiwan were well known for their probable relationships with black-foot diseas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ncentrations of humic substances and arsenic in this area, 24 well water samples were analyzed. After filtered through 0.45 μm glass fiber membrane in the field, samples were kept in the dark at 4℃ and then separated into six fractions with varying range of molecular weight （〈0.5, 0.5-1, 1-5, 5-10, 10-50 and 〉50 k Da） by ultrafiltration apparatus （Molecular/Por Stirred Cell system） in the lab. Concentrations of humic substances were measured b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HITACHI F-2000, ex=370, em=445） and arsenic by FIAS-AA （Perkin Elmer AAnalyst 100, FIAS-400）. On average, only 6.2% of the total arsenic in water existed in the fraction of 〉0.5 k Da. and the others were complexed with humic substances （including humic acid and fulvic aci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a distinc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centrations of humic substances and arse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