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代谢率的季节变化及其与夏季死亡关系的探讨

2002年6月—2003年9月,在中国北方重要养殖海区桑沟湾,采用呼吸瓶法现场研究了两种不同规格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的耗氧率、排氨率及氧氮比的季节变化,从代谢水平探讨了长牡蛎夏季死亡的原因。结果表明,长牡蛎的耗氧率、排氨率以及氧氮比均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P<0.001)。三龄牡蛎的个体耗氧率7月份最高[2.86mgO2/(ind·h)],1月份最低[0.07mgO2/(ind·h)];个体排氨率8月份最高[6.45μmol NH4-N/(ind·h)],1月份最低[0.47μmolNH4-N/(ind·h)];一龄牡蛎个体耗氧率和排氨率的变化范围分别为0.01—1.38mgO2/(ind·h)和0.04—1.66μmol NH4-N/(ind·h)。三龄个体单位个体耗氧率、排氨率高于一龄牡蛎,而单位软体干重的耗氧率、排氨率则小于一龄个体。一龄个体的氧氮比变化范围为16.7—58.0,10月份最高,一月份最低;三龄个体的氧氮比变化范围为8.7—64.0,6—7月份较高平均为52.7,8月份产卵后迅速下降到14.7,氧氮比的剧降表明该阶段长牡蛎代谢消耗了大量的蛋白质,使其体质脆弱,可能是引起三龄牡蛎夏季大量死亡的原因之一。     

福建深沪湾晚更新世古牡蛎滩的发育与留存古环境

福建深沪湾晚更新世古牡蛎滩以牡蛎原生、分布面积大 ,年龄主要在25800±2490aB P～15460±420aB P之间为其主要特征 ,在牡蛎生长期间 ,深沪湾地壳抬升速率与水动型海平面上升速率相当 ,深沪湾海水深度稳定 ,海岸环境稳定 ,古牡蛎繁盛生长 ,其后深沪湾地壳抬升成陆 ,古牡蛎滩脱离海水成为牡蛎滩台地 ,距今7000a和距今2000a的两次强古地震 ,使古牡蛎滩快速下沉到潮下带和潮间带海底 ,这是深沪湾晚更新世古牡蛎滩能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福建古牡蛎礁与海面、海岸线变动

本文研究了福建沿海古牡蛎礁的分布、产状和年代,并据此确定了福建沿岸3000多年以来各有两次明显的上升和下降。两次上升是距今3000年( 2.0m左右)和2000—1500年( 1.5m左右)。两次下降是距今3000—2100年(0m附近)和1500—700年(-0.4m左右)。     

山东蓬莱沿海岩相潮间带贝类的垂直分布

蓬莱 ( 37°2 5’N～ 37°4 9’56”N ,1 2 0°34’4 4”E～ 1 2 1°0 9’E)位于山东半岛的北端 ,黄渤海交界处。作者通过对蓬莱沿海潮间带生物的调查 ,初步分析了岩相潮间带贝类种类及其垂直分布特点 ,依潮间带的不同区域而呈带状分布 (高潮带为滨螺群落 ,中潮带为牡蛎群落 ,低潮带为贻贝 -锈凹螺群落 )并简单分析了主要经济贝类的分布状况 ,为潮间带贝类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提供了基础资料 ,供海洋生态学、环保、水产部门参考     

应用生态模型研究近海贝类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了一个贝藻混养生态模型，并应用于桑沟湾栉孔扇贝、太平洋牡蛎和海带混养生态系统的模拟。这一模型在个体生长模型的基础上模拟种群的生长情况；通过模拟不同播苗养殖和收获方式下的产量，以及不同混养方式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来确定养殖容量。采用该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养殖密度分别增加到目前扇贝和牡蛎放苗量的2倍和15倍时总产量最高(达到养殖容量)，但单位面积产量和产量／播苗比减少，因此效益是下降的；扇贝放苗量增加到目前的15倍，牡蛎增加到30倍时会导致养殖生产崩溃，同时生态系统也发生改变：在目前养殖密度下，桑沟湾向黄海输出初级生产产品，但是当放苗密度增加到15～20倍时，桑沟湾需要黄海向其输入初级生产产品。上述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迅速模拟养殖生物量和生态系统的变化，在多元养殖管理中可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     

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微卫星克隆快速分离及特性分析

采用磁珠杂交选择和PCR筛选法，从长牡蛎DNA选择片段文库中，快速分离含有微卫星序列的阳性克隆。结果表明，在筛选的200个白色菌落中，56个克隆含有重复次数5以上的微卫星序列，其中41个(20．5％)有随机侧翼区，可以进行引物设计，12个缺乏足够的侧翼序列，3个为中断的微卫星序列。此外，还获得两个小卫星克隆。在获得的微卫星序列中，完全的占54．7％，不完全的占20．8％，复合的占24．5％。除探针中使用的CA重复单元外，还观察到CT、ACT、CGCA、CACT、GACT、GCAC、CCTTA和CCTCA的重复序列。微卫星重复次数主要集中在5-30次之间，占71．7％，最高为60次。本研究中构建的长牡蛎(CA)n富集微卫星文库将为以后开发未知微卫星标记提供帮助。     

中国牡蛎的比较解剖学及系统分类和演化的研究

牡蛎是世界性广布类群,也是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的海水养殖对象,具有很重要的经济意义。但牡蛎的种类等许多与养殖、资源开发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国内外都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限制了一些相关学科的发展。在我国;由于社蛎种类比较混乱,甚至盲目引进了我国已有分布并开展养殖的种类,因此,尽快解决双壳类分类的难题之一——牡蛎的分类及系统演化等问题势在必行。 牡蛎的分类硏究开始较早,但直到林奈(Linnaeus,1758)时代才正式提出牡蛎属(Ostrea)的命名。以后许多学者如 Lamarck(1819), Sowerby(1870-1871),Lamy(1929)和Thomson(1954)等分别对牡蛎进行了较系统的分类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阶元。到70年代初,世界上记载的现存牡蛎已达100多种,然而牡蛎栖息的环境复杂,贝壳的形态变化极大,多数种类单纯依靠贝売的形态特征是很难区分的。根据推测(Harry,1985),这100多种牡蛎中大约有近2/3是同物异名。Stenzel(1971)总结了古贝类和现生贝类的分类成果,并结合原壳等特征将牡蛎亚目分为2个科、5个亚科(其中3个现生亚科)。后来 Torigoe(1981)又根据牡蛎繁殖方式的不同修正了Stenzel的分类系统,提出了一个新的亚科——巨蛎亚科,并比较系统地报道了日本的22种现生牡蛎。Harry(1985)将现生牡蛎分为2个科、4个亚科、24属,共计36种,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特征。以上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牡蛎的内部结构特征在分类上,特别是在亚科阶元上的应用。但在种类鉴定中, Torigoe仍然过于强调贝壳的形态差异,因而导致了许多同物异名,而Harry则特别注重环境的影响,仅仅根据壳形差异的连续性又将一些种类不恰当地合为一种,如主要分布于印度一西太平洋区的小蛎属牡蛎,以往的记载大约有7种, Harry(1985)将其全部并为一种,而 Torigoe(1981)仅在日本海域就记述了5种。60年代初就有一些学者开始借助其他手段来解决牡蛎分类中的疑难问题。Ranson(1960)研究了34种牡蛎原壳的形态,为 Stenzel(1971)对古代和现代牡蛎的系统分类奠定了基础,但在他的报告中很难看出种间差别。目前,国内外牡蛎染色体组型研究的文章有近30篇,报道了21种牡蛎(当然有些是同物异名)的染色体组型,除复瓦牡蛎(Parahyotissa imbricata)外,其余20种的染色体都为10对中着丝点或近中着丝点染色体,组型差异甚微,很难作为分类依据。 Buroke et al,(1979a,b)和Torigoe (1978,1975)等利用蛋白质及同工酶电泳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牡蛎属间的遗传差异,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涉及的种类有限,种内的遗传差异程度还了解甚微,因此,很难阐明种间的相互关系。到目前为止,在许多外形相似牡蛎的分类研究方面还没有找到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 有关牡蛎解剖学的报道主要发表在30-60年代, Awati & Rai(1931), Leenhardt(1926)和Galtsoff(1964)分别对僧帽牡蛎( Saccostrea cucullata)、欧洲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和美洲牡蛎(Crassostrea virginica)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剖学研究;Nelson(1938)和Yonge(1926)对欧洲牡蛎、美洲牡蛎和食用牡蛎(Ostrea edulis)的消化系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组织学、解剖学研究。由于当时贝类生理学的迅速发展,人们更多地进行组织学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外,这些研究涉及的种类有限,在许多方面已不能代表牡蛎亚目的全貌。 到目前为止,还未见任何现生牡蛎系统演化方面的报道,对化石种类虽有一些研究、讨论,但尚无一致的结论。 50年代前,我国一些学者(张玺,1937;叶希珠等,1954)只是记述了牡蛎的个别种类,直到1956年张玺、楼子康才对牡蛎的分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研究已远远不能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李孝绪(1989)研究了中国常见牡蛎外套腔的形态,证实广东养殖的“红肉”、“白肉”牡蛎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种,但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种名问题。 Morris(1985)仅仅根据壳形记述了香港地区的6种牡蛎。 本文根据大量的资料,对我国的牡蛎(原20种)做了详细的解剖学研究,将其修正为15个种(含一新属、新种),并在强蛎亚科中发现了第三个心耳和第三条回心静脉。文章还讨论了一些主要系统的演化过程,初步论证了现生牡蛎属间的演化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依据,同时发现了一个具有重要演化意义的单行属种——爪蛎属,猫爪牡蛎。通过对外套腔的形态比较,作者将中国的牡蛎分为3种类型6个组,在原有两种类型的研究基础上(李孝绪,1989),又增加了一个新类型。 根据 Harry(1985)的分类系统和作者的修正,中国的现生牡蛎应分别隶属于2科4亚科.10属,共计15个种。     

对虾池设置人工礁进行海洋生物多品种混养实验

目前国内对虾养殖事业正朝着大规格、低成本、高效益、多品种混养的方向发展。已见到有对虾、蛤仔;对虾、毛蚶;对虾、魁蚶;对虾、海湾扇贝;对虾、罗非鱼混养,以及在对虾池设置人工礁试养海参成功的报道。尚未见到在对虾池设置人工礁进行海洋生物多品种混养的报道。1988年7月15日至10月18日,笔者在山东省荣成市邱渔一虾场19号虾池投放人工礁,进行海洋生物多品种混养实验,取得了显著     

牡蛎体内及其养殖水体中细菌耐药性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牡蛎体内外细菌的耐药性，对分离自阳江的香港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养殖水体及其内脏团的637个异养细菌进行了10种抗生素的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散法（Kirby-Bauer，简称K-B），参照NCCLS抗生素敏感试验操作标准，研究细菌的耐药概况。结果显示：健康牡蛎体内细菌对恩诺沙星和庆大霉素耐药率较低，发病牡蛎体内细菌对庆大霉素耐药率最低，次之为复合磺胺和恩诺沙星；水体细菌对氯霉素、恩诺沙星、环丙沙星耐药率较低，水体及体内细菌对呋喃唑酮耐药率最高，而对卡那霉素及青霉素耐药率则波动较大。结果还显示，不同来源的受试菌株多重耐药状况严重，来源于健康和病牡蛎的菌株在7月份的多重耐药率达到峰值，分别为66.7%和64.3%，养殖水体细菌多重耐药率峰值出现在4月份，最高达76.7%。总体来看，源于牡蛎养殖环境水体及其牡蛎体内的异养菌多重耐药比例较高，值得引起注意。而受试菌株对不同药物的抗性存在较大差异，且异养细菌对呋喃唑酮的耐药率明显高于对其它受测抗生素的耐药率。从时间动态上看，水体菌耐药率峰值出现于4月份，而牡蛎体内菌群耐药率峰值出现于7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