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塔以中国古代“四大”回音建筑之一世界八大奇塔之一源于古典名著《西厢记》使其地名更具美韵

莺莺塔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东3公里的峨嵋塬头上的普救寺内,它既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回音建筑”之一,与北京天坛回音壁、四川石琴、河南蛤蟆塔同属四大回音建筑,以莺莺塔声学效应最为显著,又与法国巴黎钟塔、意大利比萨斜塔、摩洛哥的香塔、匈牙利的音乐塔及缅甸的摇头塔等同称“世界八大奇塔”。     

论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市场责任主体诚信体系建设

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开展已有数年,各项工作都在向法制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的方向发展,现项目实施责任主体诚信体系建设也已正式列入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和省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的议事日程。笔者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和工程监理工作中,     

焦家断裂带南段深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与找矿方向

该文选取焦家断裂带南段的徐村院—史家地区作为研究的重点地区。通过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激电测深、钻探验证等手段,首次确定焦家断裂带自徐村院—姬家—黄家西—史家西—大尹家东一线延伸方向,将焦家断裂带沿走向向南推断了6km;认为焦家断裂带南段倾向W,倾角30°~50°,局部可达78°,断裂平面上呈S形,形态不规则;查明了焦家断裂带南段深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钻探揭露了焦家断裂带南延位置,拓展了焦家金矿带的找矿空间,提出了新的找矿方向。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2011—2017年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空间DID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发展格局从“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但各城市发展层级差距仍未改善,长三角成为重要的数字经济高水平集聚区。②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城市碳排放,通过引入“智慧城市”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进行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而且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负向影响作用较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③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圈层内有所差异,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在1100km处外溢达到峰值。④ 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     

青藏高原大尺度地表流体的重力效应特征分析

基于2002~2017年三维大气再分析模型、水文模式及GRACE卫星重力数据,采用负荷格林函数和卫星重力反演方法分析青藏高原大尺度地表流体的重力效应特征。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地区大气扣除季节项前后的重力效应峰对峰变化介于1.9~10.7 μGal和1.1~4.6 μGal,其负荷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季节性特征;土壤水和积雪扣除季节项前后的重力效应峰对峰变化介于0.9~9.9 μGal和0.7~8.3 μGal,其负荷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季节性和年际变化特征;GRACE时变重力场扣除季节项前后的重力变化峰对峰变化介于4.4~24.1 μGal和3.4~18.3 μGal,考虑观测误差、构造运动和信号泄漏误差的影响,其显著的季节性和年际变化反映了多种地表流体的综合影响。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雾霾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

以中国342个市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998-2016年雾霾与中国城市旅游流的空间关联特征,分析了雾霾对旅游流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雾霾PM_2.5与城市旅游流有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在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地形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的空间耦合性;雾霾与城市旅游流（含国内和入境旅游流）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特征,雾霾污染对旅游流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效应;雾霾对旅游流的抑制区域在不断扩大,H-L型城市数量的增加、L-H型集聚区的片状扩张和华北、华中地区的L-H型集聚的“空心化”现象均表明旅游流具有低雾霾指向性;雾霾污染与旅游流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经典的EKC假说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同样适用,且雾霾污染的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入境旅游方面;雾霾和旅游流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将雾霾治理同经济发展、对外联系、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交通建设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为旅游发展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国际、国内旅游健康、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樱花的情感效应

运用大数据文本挖掘和分析工具,对比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和非武汉地区居民所发布的微文,探究了武汉樱花在不同居民群体间情感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樱花微文的关注点多而分散,非本地居民的关注点少而集中;2）武汉樱花对不同地区居民情感的影响与疫情发展状况紧密相关;3）武汉樱花在疫情期间对武汉居民具有情感支持效应,对非武汉地区居民具有情感凝聚效应;4）疫情改变人的情感和景观解读背景,并赋予景观新的意义,新的景观意义反作用于居民,构成情感闭合回路。最后提出建议,抗疫恢复工作应多关注居民心理层面的缺失,从居民与城市、景观的情感关系入手,向武汉居民传达城市美好生活理念。     

大都市空间扩展的廊道效应与景观结构优化*──以北京市区为例

由于存在城市中心梯度场和廊道效应梯度场,在单纯经济利益趋动下,城市本质上存在摊大饼倾向,这将严重破坏城市合理景观结构与生态平衡.文中运用廊道效应原理,研究人工廊道与自然廊道相互作用过程,结合北京中心市区不同时期空间扩展格局,分析城市景观8个方位廊道的扩展量、扩展速度及变化趋势,提出将自然廊道体系纳入北京大都市区规划,形成人工廊道与自然廊道相间分布的星状分散集团式景观格局,以有效阻止建成区摊大饼过程.     

绿色金融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以雾霾污染为例

文章将绿色金融纳入环境规制的分析框架,以2016－2019年中国289个地级以上城市雾霾污染为例,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雾霾治理的影响,侧重分析了绿色金融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绿色金融可以降低周边地区雾霾污染;绿色金融能够与环境规制协同互补,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的方式促成雾霾治理。绿色金融的结构效应弱于环境规制,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绿色金融的技术效应强于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文章启示,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能够相互增益,应建立区域间绿色金融合作机制,增强绿色金融的普惠性,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和污染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