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对理解国际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性影响效果,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介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线路长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对沿线国家GDP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它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沿线国家内部的货物资源流动、人口就业率、就业结构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沿线国家的GDP增长。     

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于1985年,是我国首批建成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是我国地理学领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我国地理信息系统事业的开拓者、倡导者和实践者,实验室为中国地理信息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2010年和2015年实验室连续2次在科技部组织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目前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杨元喜院士,实验室主任为苏奋振研究员。     

协调发展导向的宁夏空间规划战略实施对策研究

研究《宁夏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对策,对落实规划总体战略、促进宁夏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实施"一主三副"战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重点破解区域发展中差别化不明显的问题;实施"两带两轴"战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重点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实施"产业集群"战略,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点破解产业支撑能力弱的问题;实施"山河为脉"战略,推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重点破解发展的粗放低效和资源约束问题;实施"内陆开放"战略,推进区内开发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重点破解国内开放与国外开放程度较低的问题。     

美国重返亚太及中国的战略应对--基于南海海上战略通道的视角

美国二战后一直控制着南海的战略咽喉,中国战略利益的延伸威胁到了美国在南海长期形成的控制地位,在此背景下,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目的在于加强对南海的控制并防范来自中国的挑战,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本文从南海海上战略通道的视角去研究美国为何重返亚太。研究发现,美国介入南海问题是基于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内在动因是美国的大战略决定了必然要控制海上战略通道以及美国欲把南海变成其全球第17条海上战略通道;外在动因是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挤压了美国的海上战略通道空间。对中国来说,在不影响国家大战略以及海洋战略的前提下,应该合理地规划战略应对之策。     

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变——基于上市企业总部的研究

国家中心城市是核心和枢纽城市,也是大企业最为集聚的地方。企业总部是企业的决策和命令中心,拥有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及企业总部规模是衡量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利用国内上市企业的数据,计算中国城市的控制和命令指数（简称CCI指数）,从全国尺度考察北京、上海和广州等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化,并剖析国家中心城市总部职能的专业化格局。结果发现：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控制和支配功能要远远强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一直位居前两位。从2005年到2014年,北京的CCI指数显著增强,且优势逐渐扩大。北京地位的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业央企的上市和增长,这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独特优势进一步释放的结果。而其余国家中心城市的CCI指数大多呈现下降趋势。在行业上,金融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一直占据中国经济的主要控制与支配地位。过去10年,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尤其是东部大城市的金融业CCI指数普遍有大幅提升;相反,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控制与支配功能则明显减弱。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分析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具有明显优势,属于全国性的综合型大城市。而其余5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较低。此外,8个国家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发展的相互联系存在明显差异,究其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城市产业发展特点。     

战略耦合的研究脉络与问题

在回顾经济地理学中较为前沿的战略耦合概念的起源、发展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战略耦合研究的优点与问题展开评述,认为当前研究在战略耦合模式的探讨中,主要基于经验总结而缺乏对影响变量,特别是空间变量的阐述,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为理解该问题的根源,追溯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两个学派的争论和最新进展。在认可全球价值链理论解释力的同时,认为当前全球生产网络2.0版本的研究框架仍然没有解决模糊性的问题,而且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主要侧重于主导企业视角来构建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忽略了后发地区和企业的主动性。因此,借鉴传统经济地理学研究,充分考虑主导企业和后发地区的行为逻辑,提出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和区域的区位优势这两个变量,重构了战略耦合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理论阐述。该项理论构建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判读发展机遇,确立产业发展与升级战略。     

中国大都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分叉过程及动力机制——以武汉生物产业为例

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综合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本地要素与全球力量、历史条件与现实努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构建了基于多尺度、多要素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分叉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同时,以武汉市作为案例区,通过梳理武汉市生物产业形成和演化历程,总结影响其生物产业发展的要素和作用形式。研究发现：生物产业与本地光电子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高校和研究所、以及企业本身仅仅是决定生物产业在武汉市形成的一部分因素,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和留学归国人员等主体也是促成生物产业“生根发芽”的重要主体,它们在武汉生物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作用程度是不同的。这一点是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分叉研究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然停留在“量的扩张”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以“质的提升”为主的发展本质有所不同。     

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

从社会网络视角,采用中心度、社团划分和结构熵等社会网络指标,探究全球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重点分析中国在网络中的社团归属及其地缘战略启示。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全球贸易网络结构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复杂格局;全球贸易网络的社团演化经历了发达国家主导、亚洲崛起的萌芽、亚洲社团的分离和“三足鼎立”四个阶段,中国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逐步走向“舞台中央”;中、美、德三国在全球市场细分过程中形成一种“错位竞争”关系,亚太、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成为大国之间争夺贸易市场的博弈区域。中国应首先立足于亚太地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全球战略影响力。     

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变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自然地理学——2017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述评

面对变化中的全球环境以及变化中的学科热点,以“变化背景下自然地理学新发展与新挑战”为主题的第一届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于2017年11月20-22日在南京召开。聚焦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自然地理要素与过程集成、空间数据挖掘与系统决策等当代自然地理学研究的前沿内容,通过学科前沿理论的凝练,引导自然地理过程研究的继续深化;依托理论与方法创新;在典型流域、区域实现了自然地理过程的初步集成,切实服务于人地耦合视角下的可持续社会决策。深化自然地理学分支学科的过程研究、推进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提升陆地表层系统观测和模拟水平,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自然地理学在地理科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学科地位,为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的学科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