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CASS7．0中新旧地类的转换

第二次全国士地调查采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对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中城镇用地及农村用地等三大类15个二级类71个三级类进行了调整、合并与区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采用二级分类体系：一级类12个,二级类57个。对一调中的商服、工矿仓储、公共设施、公共建筑、住宅和特殊用地6个二级类和交通运输用地中的三级类街巷用地合并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并作为二级类划分。     

城乡一体化空间数据库建设技术路线和方法

城乡一体化空间数据库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各个系统平台之间、各个部门之间、各种业务之间的协调和规划。参照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范建立一套地籍地形一体化编码体系、构造城乡一体化现代地籍系统平台的数据字典。只有符合标准编码规范和数据组织才能进入系统,才能被系统接纳。     

京津冀协同治理的回顾与前瞻

京津冀区域治理是伴随三地协作发展的进程,从政府层面的管制转向各利益主体协调治理,从自上而下的竞争合作转向上下结合的协同合作的一系列有效应对举措。经过30多年的努力,学界和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京津冀区域治理研究成果。通过梳理自1984年以来相关区域的研究,尝试从时空维度厘清京津冀区域治理的研究脉络及其变化,剖析目前京津冀区域治理所涉及的治理模式、协调体系、以及形成的发展策略,为改进和提高京津冀区域治理效果提供参考。京津冀协同治理过程是学术界与政府的互动融合过程,其中政府的作用居主导地位。未来将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评价和文化、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协调发展方面得到深化和细化。     

京津冀城市用地形态的双分形特征及其演化

区域城乡一体化的标志之一是城镇体系结构的一体化,这个过程可以从标度的角度进行描述和评价。分形是标度分析的重要方法,地理空间无尺度分布特征的典型参数是分维。论文以京津冀城镇体系为例,利用遥感图像的解译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开展分形分析、位序-规模分布分析和异速标度分析,用以解释1995—2013年间京津冀城镇体系演化的过程。结果表明,京津冀城镇体系及其演化的特征有：①京津冀空间结构和位序-规模分布都表现为自仿射双分形结构;②京津冀区域的城市人口-城区面积异速标度退化为假线性关系;③随着城镇体系的演化,自仿射的双分形结构逐步向自相似分形结构演化。由此得出结论：其一,京津冀城镇体系存在结构性的不协调因素。其空间结构和等级结构具有二元化特征,但演化方向却呈现内在结构一体化的显著趋势。其二,大城市用地不够集约。城市边缘区的无序扩张导致土地利用铺张浪费。地方政府和规划专家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城镇体系演化的这种特征和趋势制定管理措施和优化规划方案。     

基于灯光数据的京津冀城市多标度异速分析

城镇体系的时空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动力学过程,具有无尺度性,其特征可以采用异速标度指数定量描述。论文以京津冀为例,基于1992—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的校正结果,提取城镇夜间灯光信息,采用多标度异速分析方法,分析京津冀城镇体系的相对发展特征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①京津冀大城市的增长空间局限日益显著。虽然大城市如京津唐的绝对发展水平高,但接近环境承载量的极限,22 a间增长快速的是大城市交接地带的小城市(如三河、迁安、廊坊等)。②相对增长速度快的城市从东北到西南呈现带状分布——政府选择发展的“雄安新区”就在这个轴带上。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京津冀城市演化的趋势相对均衡化,空间结构异质性逐步减弱,整个城镇体系的发展趋于相对平衡状态;其二,大、小城市“两极”贯通或许是增强城镇体系功能的有效途径。京津冀的空间格局优化不能仅仅考虑主要的、规模大的中心城市,而应该基于等级结构协调整个城镇网络体系。     

乡村振兴规划的性质及其体系构建探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关系着国家现代化的成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统筹协调和优化配置城乡要素资源。论文基于地理学综合视角,深入分析乡村概念内涵与乡村发展的基本特征,总结乡村振兴规划的基本性质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初步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框架。结果表明：① 乡村包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地理空间多重属性,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功能,乡村振兴发展是乡村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人文耦合的综合过程;② 乡村系统具有要素分散性和发展自组织性、空间异质性和类型多样性、对区域和城市依赖性与产业发展受自然因素强限制的基本特征;③ 乡村振兴规划是对乡村空间要素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过程,其本质是以促进公平为导向的规划,应更加强调规划参与过程及其统筹协调能力;④ 当前中国乡村规划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缺少法律基础,规划技术理论发展较滞后,规划边界模糊、规划深度不够,规划实施保障机制不健全;⑤ 基于上述理论和问题分析,构建了包含主体规划系统、制度保障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多规协调系统和参与反馈系统的“五位一体”乡村振兴规划体系。该体系可以高效配置乡村要素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形成规划合力,增强乡村振兴规划的权威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同一个框架下分工协调——国外测绘地理信息管理机构概览

加拿大:各级测绘业务独立协调机制繁琐有序加拿大生产地理信息数据的机构较为分散,主要业务分为制图、大地测量与行业监管以及海洋测绘。其中制图工作由加拿大测绘与对地观测中心负责,大地测量与行业监管工作由测绘总监负责,海洋测绘由加拿大水文局负责。     

中国城市体系网络化研究

当前,学者普遍认同城市体系研究的重心从等级范式向网络范式转向。在大量的文献梳理基础上,阐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体系研究范式的转向过程,并进一步梳理中国城市网络研究的进展、问题与关注重点。结果表明：2010年之后,网络成为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的主流范式,等级体系文献数量呈波动递减趋势,全国和长三角成为热点关注区域;属性数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城市网络研究中数据匮乏的状况,关系数据应成为未来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研究视角及其所应用的数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多元视角的综合研究成为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网络研究未来可能的突破点,包括：调整国家城市网络的研究框架、超越交通数据直接考察城市间的实体联系、测度企业外部的横向联系、有向加权网络分析和可视化、增加研究中的地理“意味”等。     

生态地貌学研究体系及其功能提升探讨

地球表层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地表形态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生产和社会经济活动。地貌学和生态学是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学科。自然实体与人文实体都依附于地表,研究生态与地貌关系的科学便统称为生态地貌学,直接影响人类生存选址、生存保障、生产方向、产业布局、交通、城乡建设等,因此,生态地貌学是保障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性与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是国家实现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性学科。生态地貌学研究生态与地貌两者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地貌综合实体,学科体系包含地貌基础学科、生态基础学科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地貌学科。生态地貌学科下又包含生态地貌区划学、生态地貌类型学、生态地貌资源学、生态地貌岩态学、生态地貌遥感与GIS技术、生态地貌管理与规划等分支学科,是目前仍然属于探索性的学科。生态地貌结构可表达为：由地貌与生物成分、类型、区域组合、数量构成及其空间排列组合方式。从生态地貌结构理论出发,对其功能进行系统梳理,主要可以归纳为区域结构、类型结构、资源结构、岩态结构等多种类型。不同结构类型具有不同的功能,主要功能有提升中国自然地理区划质量与空间定位功能、生态评估与生态设计功能、土地利用评估与利用结构调整功能、地质地貌灾害成因和防灾减灾对策功能等。故该研究意在实现生态地貌功能间协调、高效可持续,通过对各功能进行整合,形成功能体系,并从调控管理上提出了提升功能能力的设计路径。     

近六百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格局演变分析

基于历史文献、古地图和现代遥感数据,引入历史学古代城镇形态复原方法,复原（提取）明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113座城镇7个时间断面（1461年、1820年、1930年、1970年、1980年、2000年和2010年）下的城镇边界,采用扩张速率、扩张效率、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了近六百年来区域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取得以下研究结果：\mathrm{①}研究时段内,区内城镇用地总规模由205.98 km²增加到6442.19 km²,扩大了31.27倍;城镇扩张经历了萌芽阶段（明清时期）、起步阶段（民国至改革开放前夕）、成长阶段（改革开放至2000年）和加速阶段（2000—2010年）,城镇扩张速率不断加快,但扩张效率有待提升;\mathrm{②}在城镇等级规模空间格局上,明清时期南京与苏州为区内的一级城镇,民国后,上海逐渐取代其地位,从五级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核心城镇,四级以上城镇主要集中在长江干流沿岸和太湖流域,五级以下城镇大多集中在安徽;城镇体系呈首位型分布,城镇首位度较高,且改革开放后的城镇首位度较明清与民国时期要高,不同等级规模城镇之间差距扩大,大城镇优势较强。近30年,长江沿岸城镇发展加速,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