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国土三调工作应当把握的关键环节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是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新时代后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党中央、国务院准确判断国情国力、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依据。通过调查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统一的地理学解释——以东西德统一为例

国家的统一问题一直是关乎区域稳定发展、民族复兴乃至世界和平的大事,然而在地理学领域系统讨论该命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事实上,地理学拥有比政治学和法学更为综合的理论分析体系,尤其是随着政治地理学的快速崛起,从地理学视角解析国家统一的发生机理和影响机制已经日渐成熟。本文从国家主权学说、地缘政治学、后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等理论出发,试图构建“国家统一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将国家统一分解为地缘政治重构、经济一体化和文化认同重建3个不同的阶段;并通过东西德国统一的案例分析,深入诠释了德国统一过程中政治版图和地缘格局变化,德国统一后漫长的经济一体化和原西德资本主义的野蛮扩张,以及由于长时间受到不同文化帝国主义渗透带来的民族身份认同分歧问题。德国案例很好地展示了从地理学视角探讨国家统一问题的优越性,同时德国的案例分析可为其他国家的统一问题提供参考与借鉴。     

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信息化将重塑区域间旅游产业的互动和关联。既有研究虽然对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之关系有所探讨,但多数研究忽视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因而难以准确测量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贡献。采用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关联的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 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传统的计量模型因未考虑个体间的空间交互作用而误估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产出弹性;② 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单纯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一定能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过度的规模竞争反而会陷入“索洛生产率悖论”;而信息技术消费的提升虽有助于正向的空间溢出,但其空间重构的潜力仍有待释放;③ 固定资产投入、劳动力和旅游接待规模等都是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多维要素,但在信息化的交互影响下,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溢出均不明显,而资源禀赋、环境质量、服务经济占比和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外溢效应。     

基于《地理学报》创刊85年载文的中国西南地区之地理研究

西南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现象一直为国内外地理学者所关注。通过对《地理学报》创刊以来85年间西南地区研究的载文分析,可以管窥其研究脉络,并予未来研究以启示。结果表明：① 232篇论文囊括了地理研究的若干主题,但以地貌、气象气候、综合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发文量最大,而城市、民族、交通、健康则关注较少;② 研究经历了传统区域研究、任务带学科、承上启下和多元化发展4个阶段;③ 论文在数量和内容上的阶段性变化,既受国家时事格局影响,也受地理学科研究范式发展变化影响;④ 《地理学报》有关西南地区的载文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无论是在学术视野还是研究方法手段上,区域的自然、人文、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等诸多研究都站在了学术研究前沿,代表了学界对西南地理的研究情况;⑤ 但西南地理研究论文增长速度远赶不上《地理学报》载文量增长,外来研究机构占比很大,本土力量弱;相较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研究也少而弱。可见,西南地理研究当从新区域地理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地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边界的接触与冲突和区际的联系与竞争,继续成就西南地区重要的地理意义。     

旅游地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的空间耦合分析

以典型旅游地—云南省为研究案例,以高德交通大数据、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为基础,依据“路网及站点密度+通行规模+通行功能+区位优势度+换乘便捷度”的思路,构建快速交通优势度模型;基于旅游流“规模→消费→效益→效应”的历时性维度构建旅游流强度模型;采用加权TOPSIS法对二者评价值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四象限模型对两者耦合类型进行划分。结果发现：① 快速交通与旅游流耦合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性。昆明、红河和丽江呈现良性耦合协调,耦合类型表现为“高旅游流-高快速交通优势”,而旅游化水平低、远离交通枢纽和主要交通干线的边缘地区,旅游流与快速交通耦合效应则表现为“低旅游流-低快速交通优势”。② 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方式与旅游流强度的拟合优度表现为“航空运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特征。③ 云南省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耦合水平总体偏低,快速交通发展的主导模式为协调互补模式,且缘于快速交通的“时间-空间收敛”效应和“组织-空间协同”效应,快速交通组合类型多样化与旅游流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发展模式对旅游流强度的贡献效应表现出“多元共生模式>协调互补模式>单类孤立模式>低速交通维持模式”的特征。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测度及交互响应——以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

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耦合过程,厘清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关系及交互响应机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Super-SBM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对中国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和交互响应关系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① 城市精明发展呈现从沿海向内陆阶梯递减的空间演变趋势,多个城市群具有较高的城市精明发展指数。② 生态效率与精明发展的空间变化具有一定的耦合特征,沿海地区南北方向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生态弧线”城市带。③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特征,协同发展关系有下降趋势。④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存在双向交互的Granger因果关系,具有正向的交互响应关系,且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和惯性发展趋势。⑤ 长期而言,城市精明发展对生态效率变动的影响更大。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化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匹配

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框架,从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维度构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重心和空间重叠性、空间错位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4—2016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空间格局、错位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4—2016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整体快速增长,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区域失衡特征不容忽视。东部地区整体水平高于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并伴有“西部崛起,中部及东北地区塌陷”特征。东部地区呈现“两极化”现象。② 中国老龄事业基本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空间分布由西南-东北辐射递减模式转变为显著的“中部塌陷”式,形成一条由北向南的低值集聚带,纵贯中国中部,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错位关系。③ 负向错位区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正向错位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城以北等地区。空间错位强度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性,其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④ 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和行政导向及产业结构的时空分异对其产生正向影响。市场经济规模扩大和人口老龄化未对老龄事业发展起推动作用,与理论预期不符。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倒逼作用不显著。     

中国省域广播电视业发展水平的空间计量研究

以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域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广播电视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省域广播电视业发展水平最高的集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发展一般,西北、西南地区发展水平较低,总体呈现从东向西递减的梯度变化,但全国整体发展水平呈现显著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水平、消费需求、财政投入和信息技术水平与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呈现正相关,而产业结构与广播电视产业呈现负相关,且各省地理空间的邻接上未表现出溢出效应。     

动态外部性视角的企业再地方化效应及地区影响 ——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例

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提出再地方化效应的测度及对地区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3方面分析企业再地方化效应的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其对皖江示范区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特征与各城市的产业承接政策和转入的产业类型不同有关;② 空间上MAR外部性呈现出“总体均衡-向西增强-向南增强”的演化特征,Jacobs外部性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强,Porter外部性整体呈增强态势;③ MAR外部性对区域经济绩效和创新水平的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Jacobs外部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对区域创新的效应为“U”型;Porter外部性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不利于区域创新。     

论中国古代地缘战略制定中的“权衡”——以《盐铁论》为例

《盐铁论》是记录汉朝时期关于盐铁酒榷均输及对匈奴关系的辩论的一部重要著作,能够较典型地反映中国古代地缘战略制定中的“权衡”过程。构建中国古代地缘战略制定中的“权衡”理论分析框架,继而基于该分析框架对《盐铁论》中的地缘战略辩论进行详细解读。《盐铁论》中辩论双方“权衡”的要点包含匈奴对汉朝产生的威胁程度、领土扩张所带来的收益大小和相应地缘战略的合法性3个方面。从思想、方法、目的等比较中西方地缘政治研究差异,指出“权衡”思想为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理论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