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开发区政策调整对农民增产增收的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依托于特定的发展环境,政策调整是影响乡村发展的重要外部冲击。经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于2014年正式实施,旨在实现保障长江流域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巩固提升湖区粮食主产区地位等目标。本文将其视作准自然实验,运用2007—2017年湖南省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从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的视角研究规划实施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 规划实施通过产生结构效应、配置效应与技术效应,从而达到增收增产效果,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后的粮食产量比实施前提高了3.82%,农民收入增加了10.2%,规划实施的效果不存在时滞效应,将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目标的实现。② 县的农民增产增收效果显著,但县级市的效果欠佳。③ 比较其他粮食作物,水稻增产效果较为明显。④ 下一步应在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大农业补贴和生态补偿、培育乡村特色产业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相关政策,以促进限制开发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典型案例剖析及其启示

基于对国际典型案例剖析,系统阐释了土地整治、特色产业发展、社会资本培育在协调乡村人地关系,提升内生动力,构建乡村新型主体,实现乡村地域“人-地-业”耦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施土地整治适应了乡村人地关系变化,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载体。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是提升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激活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活力。而民众主观能动性、新型经营主体的构建是增强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因素。乡村社会良好的价值观、信任、责任及其社会网络的培育与构建有助于提高乡村主体凝聚力与协作力,提高乡村地区发展质量,提升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益。     

石家庄市远郊村COVID-19传播网络解构及其流行病学解释

2021年1月石家庄市远郊村疫情是中国首次爆发于农村地区的COVID-19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依据941例确诊病例确诊前14 d个体移动轨迹,以传播网络结构性分析和流行病传播动力学分析为手段,对比大城市城区,拟从疫点形成、输出形式、热区扩缩三方面解构农村地区COVID-19传播网络。结论如下：(1)疫点数量和类型较多。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与中心城市同时并发形成新疫点;社区活跃度较高导致共同暴露疫点形成;短距离“钟摆移动”加大了个体移动轨迹交叉密度,进而增加了临时暴露疫点形成的风险。(2)具有显著的个体-个体接触传染特性以及上下游输出关系链特性,家族聚集性以及家族高代次输出是二次输出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3)有症状确诊病例延迟决策就医致使其隐匿时间较长相对危险度较高,导致网络热区范围和扩缩时间跨度增加。基此,本文提出机场邻近区域防控扩展、潜在疫点溢出人员延长管理、风险缓冲隔离区合理划设3点建议。散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传播网络研究是一种有益探索,将为提高农村地区公共卫生网络韧性提供依据。     

平原农区农业生产系统转型及其环境效应的耦合类型划分

农业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亟待探索农区农业生产转型与其环境效应的空间分异规律与地域类型,从而推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类型学视角采用判别法将黄淮海平原农区的农业生产类型划分为城市近郊现代集约型、城市近郊传统经营型、城市远郊现代集约型和城市远郊传统经营型。从拉力、支撑力及引导力的视角,构建以“发展主体适应-要素变化-环境响应”为主线的分析框架,解读了农业生产系统转型及其环境效应的动力机制和特征。黄淮海平原农业生产系统转型负向环境效应的形成机制为在增产增收的目标导向及区域自然条件约束下,资本、技术及劳动力的非理性投入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扰动。将农业生产系统转型与环境效应的耦合类型划分为城郊现代集约高强度污染型、城郊现代集约中度污染型、城市远郊现代集约高强度污染型和城市远郊现代集约中度污染型。基于以上分析,从普适性与异质性视角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与优化调控策略,以期实现平原农区农业生产系统的可持续健康转型。     

乡村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

乡村治理是中国治理体系的底层与基座,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也是考量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在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政治能人替代传统乡贤成为新的乡村治理主体,探究其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在系统检视政治能人—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关系和作用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建构了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测评指标体系,以甘肃省金昌市139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139个行政村中,“内生”型（En型）和“内生+嵌入”型（En-Em型）村庄分别占45.3%和54.7%,两类村庄中,内涵特征指标值差异较小,而外延指标值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大;② 产业融合以中低水平为主,且En-Em型村庄产业融合的基础、广度和深度以及效果均好于En型村庄;③ 单因子探测显示两类村庄乡村产业融合受外延因子的影响较内涵因子大,且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弱;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显示内涵因子在En型村庄中的作用较En-Em型村庄强,而外延因子相反,表明嵌入型政治能人治理能力对产业融合的作用较为显著。     

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农家乐为例

我国乡村旅游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定量研究较少。文章在对乡村旅游研究述评的基础上,采用田野调查和统计分析法,以西南农家旅游的典型——成都市为例,分析了影响城市郊区乡村旅游的人文因素、资源因素、管理因素。对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休闲传统、客源市场和交通便捷性、节庆活动和知名度、空间竞争、旅游资源条件、政府的支持力度、经营者投资和管理水平等进行了评价。     

上海降水百年变化趋势及其城郊的差异

采用上海龙华中心气象站1893-1999年降水资料及上海周边郊县1960-1999年降水资料，分析上海降水的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年度降水存在着2a、3.2a、35.2a的准周期振动；上海百年气候按干湿状况可分为6个时期，1982年开始的这次多雨偏湿期周期趋向延长；上海降水的年际波动显著，旱涝灾害年发生概率为18.7%，上海气候特征在长江和钱塘江之间平原地区有相关广泛的代表性。（2）上海城郊降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近40a市区降水增长率为郊县的1.5倍，城郊降水差异呈扩大趋势，上海城市雨岛效应主要存在于6-9月的梅雨和台风雨期间，有明显的雨岛中心，全市降水北片稍大于南片；多年降水有明显的长期趋势。而秋末到春季并无雨岛现象，全市降水南片略大于北片；多年降水表现为较强烈的波动性。     

发达地区城乡聚落形态的信息提取与分形研究--以无锡市为例

利用１９７０年地形图、１９８４、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的遥感影像,通过对无锡市地区遥感影你的光谱特征分析,采用仿归一化植被指数法提取无锡市城乡聚落空间信息。在此基础上,根据分形理论计算无锡地区城乡聚落空间形态的分数维,从分数维的变化,分析无锡城乡聚落空间形态的特征。结果表明,无锡地区城乡聚落空间形态具有分形现象,并且城区和集镇的分数维变化不一致,反映了城乡聚落空间形态在不同的阶段,其复杂程度、稳定性     

气候变化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研究的认知

自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对城市和农村地区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适应和风险管理文献都在增加。第五次评估报告取得了进展。主要包括：气候变化风险、脆弱性与所受的影响在全球范围不同规模、不同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城市中心均在增加。改善基本服务不足的状况以及建设有恢复力的基础设施系统,可以显著降低城市地区的脆弱性和暴露度,特别是对于风险和脆弱性最高的人群来说。气候变化对农村地区的主要影响将体现在对淡水供应、粮食安全和农业收入的影响等方面。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更容易遭受多种非气候压力,包括农业投入不足、土地与自然资源政策问题和环境退化。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供给、鼓励生物燃料种植或发展中国家减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而造成的碳排放（REDD+）项目等在内的气候政策,将对有些农村地区有重要的间接影响,既有正面的影响（增加就业机会）,也有负面的影响（景观变化和稀有资源冲突增多）。     

“人口回流”视角下的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对湖北“毛嘴模式”的实证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部地区湖北的“毛嘴模式”为例,围绕武汉汉正街与仙桃毛嘴镇的城乡联系问题,研究人口回流及返乡创业所带动的地方发展,解析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①劳动力回流受家庭需求、家乡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资本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雇佣“本地化”劳动力,也涉及城市更新及其“外部性”效应的间接影响;②技能型劳动力回流以及企业家在城-乡间的高频流动,有利于发挥流动人口的“桥梁”作用;③回流人口主要从事与之前就业相关的行业,倾向于在镇区或市区购买商品房,促进了乡村经济转型,同时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塑了乡村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