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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形石核为外形形似小船的一类细石核,其发现数量在国内目前以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中村镇下川村的下川遗址最为丰富。2014~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重新在下川遗址区内多个地点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其中在地处下川盆地东南隅的小白桦地点(35°26'23″N,112°01'17″E)出土各类石制品共2691件。小白桦地点代表细石器文化单元的地层年代范围在距今2.8~2.3万年左右,共出土细石核72件,当中35件判断为船形石核,通过对这些船形石核进行重新分类研究,认识到船形石核技术代表了古人类对不修理台面一类石材的利用策略。根据剥片思路的不同并结合各石核所处剥片阶段的差异,船形石核可分为平底型、线底型及点状型3类。平底型与点状型船形石核体现了较为直接的剥片思路,线底型船形石核修整核身的技术可能反映了制作标准化的需求。华北地区以下川遗址为代表的船形石核技术可能从阿尔泰地区旧石器晚期遗址中找到源头,对华北地区细石器技术起源问题的讨论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相似文献兴隆遗址是长城以北裕民文化分期研究的重要遗址。作为坝上高原迄今为止发现的出土遗物最丰富、沿用时间长达数千年的遗址, 其年代的确定不但有助于厘清古人类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时代, 而且对研究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兴隆遗址发掘后, 虽然其新石器文化层已通过14C方法进行了测年, 但其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文化层尚未进行年代学方面的研究。本研究在地层结构划分基础上, 对兴隆遗址的TG01探沟的G5剖面(42°N, 115°E; 海拔高度为1398m; 剖面研究深度为106~361cm)进行采样, 共采集有11个沉积物样品, 提取出粗颗粒(90~125μm)和细颗粒(4~11μm)两个粒级的石英, 利用光释光(OSL)测年技术中的单片再生剂量法(SAR), 对兴隆遗址探沟的不同文化层位进行年代测定, 建立了兴隆遗址的整体年代框架。通过对两种粒级的石英的释光年代比较, 得出细颗粒石英的所测年龄高于粗颗粒石英, 高出年龄约为600~2000年左右, 这可能是沉积过程的不完全晒退导致的。且基于粗颗粒石英的光释光年龄与14C年龄之间良好的一致性, 认为粗颗粒石英的光释光年龄更加可信; 并首次确定了兴隆遗址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文化层的光释光年龄为距今13.4±1.8~10.7±0.9ka(以粗颗粒石英样品的年代为准)。
相似文献2020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德寿宫遗址考古发掘时,在GJCT2111探方内,从南宋早、中期文化层堆积物中(距今700多年前),清理出丰富的中华拟蟹守螺(Cerithidae sinensis)标本。中华拟蟹守螺最小个体数(MNI)达8728件。绝大多数标本整体形态保存较好,仅在壳顶、壳口或螺旋部有微弱破损。该类标本属于中腹足目(Mesogastropoda)中的较小类型,有6~9个螺层。壳高大于25 mm的约占总数21%,壳高介于20~25 mm区间的约占总数55%,壳高小于20 mm的约占总数24%。中华拟蟹守螺主要生活于有淡水汇入的近海红树林潮间带水域,杭州市附近并非该种动物原产地。杭州市临海海岸线中华拟蟹守螺的分布,距离杭州市约100 km之外,并且是在现代人工引种红树林以后才出现的。而德寿宫遗址里的中华拟蟹守螺标本,是出土于距今700多年前的南宋文化层中。其出土位置为皇宫餐厨遗迹,出土地层具有餐厨垃圾特点。结合南宋时期皇宫内食用贝类海鲜产品的历史资料,该批标本应该是在沿海地区捕捞后,输送给南宋皇宫中的海鲜产品。该批中华拟蟹守螺标本,是中国古代皇室食用拟蟹守螺属(Cerithidae)海产品的第一次发现。对研究中国南宋皇宫饮食习俗有一定意义,同时,也反映出南宋皇室对海鲜产品的偏爱和生活奢靡现象。
相似文献现代人在MIS 3成功扩散到全球各地,研究该阶段人类在不同气候环境下的生计行为有助于理解他们殖民成功的原因。目前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地区发现了一批出土化石的遗址,但其中大多数保存不佳,缺少科学发掘和绝对测年。甘肃环县楼房子遗址位于黄土高原腹地,在2012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遗存。对楼房子遗址2012年发掘获得的披毛犀牙齿进行研究,并结合其他地区已发表的关于古人类和犀牛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探讨晚更新世黄土高原地区狩猎采集人群的生计策略,结果表明,披毛犀是楼房子遗址先民的重要肉食来源,他们一直维持着稳定且合理的开发策略,重点关注成年个体,这种偏好披毛犀的传统一直延续到遗址被废弃。结合周边发现来看,在这一阶段,生活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古人类很可能对当地环境发展出了特殊的适应模式,披毛犀在他们的生计策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相似文献西头遗址(35°02'15.56″N,108°12'59.68″E)位于陕西省旬邑县,是目前泾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遗址。其中商周时期文化层中出土了一批鹿角料、半成品角镞、成品角镞,它们之间具有关联的制作工序为复原和研究西头遗址角镞的加工流程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本研究采用形态分类、动物种属鉴定、痕迹观察、模拟实验等方法对西头遗址出土的鹿角料、半成品角镞、成品角镞进行观察与分析,结果显示西头遗址出土鹿角料16件,其中5件可以确认为梅花鹿(Cervus nippon),其余11件仅能够鉴定为梅花鹿或马鹿(Cervus nippon/Cervus elaphus)。西头遗址出土的鹿角料表面均有锯切痕迹,主要分布在鹿角的主枝、眉枝、角基的截断面;出土半成品角镞1件,由鹿角制成,其表面有打磨痕迹、条痕,主要分布在铤部;出土67件成品角镞,其中66件角镞由鹿角制成,1件因风化严重,材质无法辨识。成品角镞中有58件表面存在锯切痕迹、打磨痕迹、刻划痕迹、条痕。西头遗址角镞的加工流程可分为六道工序:原料采备→截断角料→截取角条→制作粗坯→打磨成型→精细加工;此外,结合西头遗址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对西头遗址角镞的制作工艺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古代社会动物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西头遗址鹿角料的获取方式主要包括采集自然脱落的鹿角和人为获取非自然脱落的鹿角两种方式,梅花鹿作为西头遗址角镞制作的主要来源,很可能在当地被猎杀并将鹿角与头部分离从而获取鹿角资源。鹿角料的截断方式为从多个方向环绕一周进行锯切,且保持中间部分未被锯断,随后将鹿角料两端分别放置在垫物及地面上,再用重物进行敲击,直至断开。以往研究认为铤部的加工痕迹是刀削痕迹,本研究通过模拟实验发现打磨也可以产生相同的痕迹。该研究对于揭示古人制作角镞的完整加工流程及不同环节的制作工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进一步认识商周时期大型聚落遗址的制骨活动积累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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