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沪小洋山空间合作开发的治理机制及启示

跨地区空间合作开发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各地区在土地资源共享、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促进生产力跨地区布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浙沪小洋山空间合作是省际毗邻区合作开发的典型案例,双方通过多次协商构建了有效的合作治理机制,对合作方式、管理运行、利益分享等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制度安排,对于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推动省际、市际毗邻区合作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地缘经济合作背景下的中国磨憨-老挝磨丁口岸地区建设用地扩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地缘经济合作机制的影响下,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边境地区正在经历以建设用地扩张为主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LUCC）。本文以中老磨憨-磨丁口岸为例,基于2016年2月-2018年11月10期Sentinel-2 A/B 10 m分辨率遥感影像,利用面向对象与分类后目视修改相结合方法提取2016-2018年磨憨-磨丁口岸15 km缓冲带的建设用地分布信息,并分析了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及国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老磨憨-磨丁口岸地区经历了阶段性快速发展,由2016年年初的1098.8 hm ²激增到2018年年底的2238.8 hm ²,增加了1140.0 hm ²,其中50.8%的新增建设用地集中在海拔800~1000 m,80.9%在坡度20°以下;② 中国磨憨口岸侧建设用地占研究区建设用地的比重从63.3%递减至54.8%,但仍占规模优势,由695.4 hm ²猛增到1226.7 hm ²,平均增幅6.7%;③ 老挝磨丁口岸侧建设用地增加近1.5倍,从403.4 hm ²剧增到1012.1 hm ²,平均增幅11.1%,占比由36.7%递增到45.2%。可见,日益发展的地缘经济合作是推动中老两国边境地区（特别是口岸）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诱因。     

基于库仑引力模型的中美日地缘经济关系测算

冷战结束后,地缘经济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国家间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不同形成了竞争型或合作型的地缘经济关系,在经济冲突加剧的地缘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是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中美日三国2007-2016年为例,借鉴库仑引力的思想,引入地缘经济合作强度的概念和测度方法,探讨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与合作的规律,在考虑距离因素的基础上,分产品、进口和出口,准确地刻画了国家间经济合作或竞争的强弱程度。测算结果表明：① 中美日三国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多为负值,三国总体上竞争大于合作,且日本与其他两国的竞争相比于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② 从贸易产品类型来看,三国间的矿物燃料、车辆、电机及设备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产品地缘经济合作强度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产品类型,是决定三国间地缘经济关系的主要产品类型;③ 三国间石油类产品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是所有产品中最小的,对海外石油资源的争夺是中美日三国地缘经济竞争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老挝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模式与启示——以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为例

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空间策略。文章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的开发模式,并基于企业视角分析了该开发区的优劣势。结果发现：1）园区是采取“项目建设+土地抵偿”的形式进行开发的典型项目,以符合东道国国情与需要为发展定位,主要通过土地增值、为跨国企业提供厂地的方式获取收益;2）园区发展优势表现在：受到双边政府的大力支持,税收优惠力度大,区位优势明显;园区发展劣势表现在：产业链体系不完整、企业境外融资难度大、企业在当地的根植性弱、企业间凝聚力不足、劳动力资源匮乏、劳动技能与效率尚待提高、投资汇回利润存在一定风险、市场开发尚且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与产业布局、本地嵌入机制、经济地理影响等方面,并探讨了本案例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政策启示,即,加强政府间磋商、契合东道国发展需要,加强对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是保障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顺利发展的关键。     

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多尺度耦合建设机制——以中白工业园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境外合作园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政府间合作境外园区因合作规格高、投资规模大、建设进展快、成效初现,并肩负着“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功能,所以备受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但目前有关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的研究多为政策导向型,未将政府间合作园区与企业投资所建立的境外园区区分开。为此,本文以中国—白俄罗斯（简称中白）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间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的多尺度耦合机制。中白工业园是中白两国元首共同发起、亲自推动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已成为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新的经济增长极。研究表明,境外合作园区的发起、建设和运营是两国政府、园区开发公司和园区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不停协调各自利益,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涉及多尺度（全球、国家间、园区、企业）和多主体（政府、企业）。具体而言,中白两国出于各自战略目标考虑发起合作园区项目,并建立起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为协调两国战略利益,动员两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推动园区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它并不完全能保证园区的成功。合理的园区开发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强大的全球网络动员能力是园区成功建设的关键。因此,只有在处理好两国战略利益的同时,开发公司和入园企业能获取经济收益,才能确保政府间合作园区的长久发展。本文拓展性地将多尺度耦合理论用于分析政府主导的跨国大型园区项目合作,有助于丰富人文地理学里的耦合研究,并可为推动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合作比较研究

中亚五国是我国西出的首站,是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国家,中国与中亚的贸易投资合作直接关系到我国地缘经济空间的拓展,对“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从地缘经济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比较了中亚五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变化,中亚五国的贸易环境及其与中国贸易的成效,以及中亚五国的营商环境和中国对中亚各国投资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环境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仍需得到进一步改善;中国对中亚不同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呈同向发展的趋势;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在形成能源资源进口与民用品出口的格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不平衡,呈现出国别差异较大、个别行业分布过于集中的特点,可能会加大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的风险。为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因国施策,进一步发挥各方潜力,扩大贸易投资规模;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鼓励双向投资,提高贸易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与中亚共同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贸易投资体系。     

世界海洋地质调查发展历程与启示

综合考虑社会发展、文明演进、国家需求、科技进步、人才成长等因素,将世界海洋地质调查发展历史划分为"萌芽期""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升级期"5个阶段,探讨了不同阶段海洋地质调查的工作目标、主要特点和标志成果等,在此基础上总结凝练历史发展规律和启示,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海洋地质工作发展的相关建议。     

长江三角洲城市合作模式及其理论框架分析

城市合作是长江三角洲城市与区域发展中的新现象, 并且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 的焦点问题。选择长江三角洲的苏锡常都市圈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和江阴经济 开发区靖江园区三个典型的城市合作案例, 从伙伴关系的理论视角, 进行城市合作的实证研究, 分别探讨了科层的城市合作、自发的城市合作和混合式的城市合作三种类型伙伴关系的制度安排。基于长三角的经验, 该研究在区域尺度上对伙伴关系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拓展。研究的焦点在于三种模式城市合作的有效性(绩效)。通过对伙伴关系形成过程和利益相关者互 动的追踪, 研究认为合作是否有效取决于合作的机制、合作的过程、合作的性质和领域、伙伴的选择和伙伴关系形成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蒙古东部地区对外通道发展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本文在研究蒙古东部地区资源与经济发展现状与潜力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对外通道的发展和未来穿行于中国东北的亚欧大陆桥的可能走行路线,并对蒙古东部地区通道的发展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蒙古东部地区对外通道的发展构想及其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行动计划     

Policies for rural Eastern Europe in transition: The case of Slovakia

After losing much of their demographic vitality under communism, rural areas of Eastern Europe are now handicapped by greatly reduced commuting opportunities and by a lack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side. Although restitution and privatisation has placed much of the l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private farmers, there is a need to modernise agriculture and rural infrastructure generally and also to increase the scope for pluria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functional links with the towns must be restored through a growth of employment linked with the central place system.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market economy, the government must take a lead and this paper deals with initiatives taken in rural Slovakia to mobilise the human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side. The paper is heavily oriented towards research by the geographers at Nitra who have been much involv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local area. It is evident that while there has been no shortage of ideas, progress has been limited on account of low investment and the tensions associated with a series of three Meciar governments which have dominated Slovak politics through the 1990s.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July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