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邻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科研合作强度的影响

跨国科研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而相互信任则是科研合作的重要基础。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规模和社会文化环境差异都较大,文化邻近对于增进国家间相互信任,进而推动跨国科研合作就具有重要价值。考虑到以往研究主要以合著科研论文数量来测度国家间的科研合作水平,可能放大了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发文总量等的影响,本研究基于2007—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66国间的合著科研论文数量,以改进的Salton指数表征的科研论文合作强度测度国家间科研合作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沿线各国在2007—2013年和2014—2020年两个时间段内科研合作强度的演变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着重考察文化邻近的可能影响。研究表明：① 综合分析论文合作规模和合作强度,能够识别出建立在语言、宗教等文化要素邻近之上的两国间真正的强合作关系,宗教邻近有助于增进互信,语言邻近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方便了科研合作过程中的交流和沟通。② 2007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科研合作空间格局已由“两核九中心”转变为“一核八中心”,中国成为网络中唯一的核心,与其他国家的加权度中心性差距不断扩大。③ 国家发文量、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政治关系、地理距离、语言邻近和宗教邻近等均对科研合作强度有显著影响,其中文化（语言和宗教）邻近的影响最为显著,但也趋于减弱,语言邻近的影响要强于宗教邻近,并且只有语言相同或属于同一语支能够显著促进国家间的科研合作。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与沿线大多数国家并不具有天然的文化邻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研合作网络的建设。未来,有必要更加重视跨文化交流和沟通,以增进科研合作领域的信任关系,推动科研合作取得实效。     

中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自下而上”法和Super-SBM模型测度30个省（区、市）的旅游业碳减排潜力,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的空间关联日趋紧密,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数呈增长态势,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度呈下降态势;②东部区域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对降低旅游业碳减排潜力所需要素的掌控与支配能力较强;西部区域在网络中居于边缘位置,难以影响和控制其他省（区、市）;③北京、天津、江苏和上海属于“净受益”板块,广东、浙江和福建属于“经纪人”板块,吉林、内蒙古等23省（区、市）属于“净溢出”板块;④空间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产业结构差异、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和旅游业人数规模差异共同驱动着中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形成与演化。     

基于GWR模型的道路网络对森林碳密度干扰的地理变异

以闽江上游地区为例,在分析三明市2007—2016年森林碳密度时空动态的基础上,采用常规的以及改进后的道路网络测度指标,应用缓冲区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从线上和面上分别探讨道路网络对森林碳密度干扰的地理变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碳密度受到道路网络的较大影响,路网影响域内外碳密度的大小排序为：路网影响域内＜整个研究区＜路网影响域外;多条道路影响域重叠区的碳密度(26.330 Mg/hm²)明显低于单条道路影响域的碳密度(37.406 Mg/hm²);不同等级道路影响域的碳密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县道＞高速＞省道＞其它道路＞国道＞乡道。道路网络对2007—2016年碳密度的降低也有明显影响。② GWR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路网对碳密度的影响程度随着样点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碳密度随着路网密度的增加而降低,而随着离道路距离的增加而增加。③ 研究区西北部和中部,GWR的回归系数及相关系数均较大,表明这2个区域道路对碳密度影响大且解释力皆较强。     

时空约束下的地铁可达性研究：以北京为例

以北京市为例,基于340个站点的时刻表构建地铁组织网络,采用网络分析法和累积机会法,对比在“工作日”和“双休日”“高峰期”和“非高峰期”等时空约束下的可达性动态。研究发现：① 由于起始地空间区位特征及沿线土地利用功能结构的多样性,不同线路的时刻组织模式各异。② 基于运营组织网络的地铁可达性存在时刻上的动态变化,一日内早晚高峰可达性最优,双休日可达性略低于平时。③ 基于运营组织网络的地铁可达性与基于设施网络的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且距市中心15~20 km处的站点工作日和双休日的可达性差异最大,与地铁网络结构特征有关。综上,基于时刻组织时空约束下的可达性分析有利于了解地铁系统的精细化管理,并有助于进一步剖析居民出行规律和城市空间结构。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基于大数据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

深化城市网络空间特征的认识,科学测度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对推进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城市网络和网络外部性两种研究视角,基于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使用互联网大数据构建信息网络、企业网络、人口网络三种流要素城市网络,对中国336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的网络空间异质性、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网络联系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呈现出“中心-外围”特点,形成全国范围和省域、城市群范围两种尺度下的空间结构,表现出兼具择优选择与地理邻近的复杂特征;网络关联下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溢出效应,反映出网络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对比实体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地理邻近关系下的相似性,以及跨越省级边界的差异性;对于全国范围下的网络关联矩阵,使用对称化和标准化处理更为合适,表明省域和城市群是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路径与地理特征

利用2012年和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单》中娱乐明星行动轨迹数据探索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经历了“产品引进”“产品输出”“对外投资并购与跨国生产”几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内需驱动式全球化特点;②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形成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相较于典型制造业生产网络表现出更加快速的动态演化特征;③ 娱乐传媒产业各类价值活动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反映出不同价值环节的需求与各区域平台、资源或市场条件的战略耦合关系;④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国外活动呈现出向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近国家集聚的趋势,体现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娱乐传媒市场结构以及“地理-文化邻近效应”的作用。     

基于网络形态的街道空间环境与“两抢一盗”犯罪的关系研究——以HS市原DP区为例

城市街道网络是承载人们日常行为的空间载体,街道网络及其中人的日常行为共同构成了主要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并影响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既有研究表明街道空间中多发“两抢一盗”侵财类案件,并且街道网络形态和日常行为主体与犯罪存在联系,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较少。本文基于HS市原DP区的派出所辖区单元,使用路网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相关资料,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对街道网络的几何形态和拓扑形态、动态人口和静态人口等因素与犯罪分布的关系展开分析,尝试探索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对“两抢一盗”犯罪的影响。结果表明,街道网络空间环境中影响盗窃和两抢犯罪的要素存在较大差异。“X形单元”式街道网络、路网密度、低速交通的路网渗透性、静态人口密度和动态人口密度均对盗窃犯罪产生重要影响,与两抢犯罪相关的仅有“T形单元”式街道网络、静态人口中的实际居住户籍人员和外来人员密度,街道网络形态没有表现出与两抢犯罪的显著相关。最后提出,由于街道网络的通达性和危险性往往并存,如何通过调控或改善整体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来尽可能减少犯罪风险,是未来规划建设安全的街道网络空间需要思考的话题。     

围绕南海问题的信息权力作用过程与机制研究

2010年以来,南海争端呈现扩大化和复杂化的态势,形成环南海周边国家侵占岛礁、域外国家广泛介入的局面,进而推动南海问题日益走向“国际化”。分析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挖掘南海问题“复杂化”的深层原因,这是理解当前南海局势、避免战略误判的重要支撑。文章借助GDELT新闻媒体数据库,提取2013—2021年有关南海问题的事件数据,利用年代约束聚类方法将南海问题划分为矛盾上升期（2013—2018年）和域外介入期（2019年以后）,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以及背后的信息生产网络。研究发现：1）矛盾上升期,围绕南海问题的合作与冲突主体主要为环南海国家;2）域外介入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结盟合作并围堵中国,中国在与域内国家紧密合作的同时,却成为冲突关系网络的核心,冲突关系复杂、合作关系萎缩与当前人们对南海问题有所缓和的认知形成矛盾,反映信息权力的作用愈发深远;3）信息生产网络中,美、英、澳等国家主导信息制造和加工过程,表明南海问题成为各信息行为体博弈的角力场。     

2000—2017年新疆城镇体系网络结构及规模特征探析

基于城市空间网络结构和规模特征两个方面,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中心职能模型、泰尔指数模型等,综合刻画2000—2017年新疆城镇体系区域经济的空间发展规律及变化差异。结果表明：（1）从城市空间网络结构来看,新疆城镇体系城市网络的范围持续扩张,等级分层较为突出,空间上表现为以乌昌石城镇群为核心逐级递减的单核圈层结构。联系网络的密度有所下降,但变化较小,各子城镇群的区域联系有待加强。新疆城镇体系的内部凝聚力远大于外向辐射力,整体上形成资源不断涌向核心区域的现象,正处于发展严重不协调阶段。（2）从城市规模特征来看,新疆城镇体系的区域格局主导方向为“东北-西南”,空间结构长期稳定,核心区域集中在天山中部,总体呈现“一级超强,分散组团”的发展格局,乌昌石城镇群与其他区域差距悬殊且极化现象愈加突出,各子区域间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同时,各地区的差距不断增大,发展也相对割裂,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城镇职能配置不断转移,呈现显著的“虹吸”效应。总体来看,研究区的“中心-外围”特征显著,区域经济格局虽然存在一定弊端,但等级严序的分层结构,次级城镇群间差异较小等特征为优化经济格局框架创造了可能。     

边界效应下居民跨珠海-澳门边界活动特征与机制分析

作为跨行政等级主体的澳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存在制度与地理双重边界,跨珠海-澳门（珠澳）边界活动更具复杂性。以珠海拱北口岸的跨边界大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身份属性将其分为内地访澳旅客、内地通勤劳工、来陆娱购澳人以及在陆居住澳人四大类。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采用时空路径和2-模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探究在边界效应作用下居民跨边界活动的时空特征及社会交往特征,并对跨边界活动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边界效应下大湾区居民跨珠澳边界活动空间的交互性不足,个人活动主要集中在局部空间。在局部空间下,内地访澳旅客与来陆娱购澳人跨边界活动内容和交往对象单一,活动交往以工具性联系为主,缺乏信息与感情的传递;内地通勤劳工跨边界交往对象多样化,社会网络密度较大,但社会网络往往是由“强关系”创造的人情网,社会文化边界仍有待消融;在陆居住澳人跨边界社会网络密度以及联系多样性较大,具有良好的社会交互预期。居民的跨珠澳边界活动受到一国两制与通行制度制约、异质文化与梯度经济吸引以及社会心理与差异性政策调节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