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三改一拆”中的旧村改造工作

省政府提出的关于在全省开展“三改一拆”工作,即“改造旧住宅区、改造旧厂房、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其中三项内容：旧住宅区、城中村改造和违法建筑拆除与旧村改造工作有关。一般村庄范围之内特别是建成区（城中村）规划范围之内,有相当数量的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由于时间跨度大,拆违工作的难度相对也大。只有实行旧村改造,对村庄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拆迁安置、统一建设管理,才能真正达到拆违效果。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工作,乐清市“三改一拆”中的旧村改造工作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但该项工作目前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下面就旧村改造的相关情况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基于场域理论的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为例

以广州市猎德复建房社区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问题;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探讨村民的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由于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场域的延续,村民经济资本转化不畅,村民的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相对匮乏以及村民既有惯习的固化和自我改变动力的缺失,尽管村民在改造后经济状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村民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尚未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社会网络拓展受阻,在身份认同层面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应当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大力推进村社共同体转型,并将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视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切实提升村民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促进村民融入城市社会。     

城中村有序改造的群决策——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公众参与已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法定程序之一,因此研究公众参与下的城中村有序改造,对于探索中国城中村改造实施机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公民个体由于信息的缺乏以及受到自身知识、阅历等的限制,通常只能对一定范围内的部分空间环境进行有效地观察,形成一定的感知,即仅仅能给出各自偏好下的对部分方案的评估序列,而传统的群决策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较大比例数据的缺失问题。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的MC 4 启发式算法,对多个部分序进行融合,得到一个初始序列,然后对该初始序列进行Kemeny 局部优化形成群决策结果。以广州市52 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改造为例,首先构造三种不同类型的城中村居民决策者和一类环境保护决策者;其次四类决策者个体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其感知空间内的部分城中村改造的迫切程度进行评估并排序;然后采用Python 编程实现了Kemeny局部优化算法对四类决策者的评估序列进行融合,得到52 个城中村改造的群决策结果;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方案之间的Kendall tau 距离为0.2873,说明该方法得到的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者之间的决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表明,该方法摒弃传统的个案剔除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数据插补方法,充分利用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信息,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可以为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提供定量化的方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疑似“小产权房”怎样处置？

2009年12月,豫西北某局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得知,辖区内某村民委员会未经批准,非法占地建村民安置住宅楼。经查,2007年,该村委会曾向“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申请进行“城中村”改造,但没有得到批复。该村委会擅自占用本村土地1740平方米,其中建筑物占地面积1528平方米,占地类型为建设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监察大队到现场进行制止,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村委会立即停止施工,     

临沭县巧借外力推进农村住房建设

2012年以来,临沭县从消除前紧、中松、后不管的现象入手,继续把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工作作为引领和支撑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程,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要求不松,倾力实施"四个"结合,积极巧借外力形成合力,加快推进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工作。截止目前,该县已启动农房建设项目17个,新建农村住房1 633户,完成危房改造650户,完成投资1.76亿元。     

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

城中村作为城市内部的异质空间已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其内部流动人口创建的各种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系统研究仍然少见报导。选取广州市康乐村为案例地区,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查与访谈、土地利用类型与多层建筑物垂直空间利用状况的系统调研,深入探讨城中村内流动人口创建的制造企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在康乐村的集聚是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循环因果关系引导下的主动集聚。企业具有"临时性"、"内生性"、"地域的多元性"及"非正规性";产业构成以成衣制作为主体,企业规模偏小,生产联系松散,技术需求极其低下;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为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垂直空间混合利用以及企业分布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等。     

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时间利用以及生活活动时空间结构——对北京5个城中村的调查

基于北京5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从个体行为的角度系统研究了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活动的时间利用特征以及时空间结构。研究发现:工作日中工作活动是支配活动,对其他活动时间起到制约作用,休息日娱乐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男女在时间分配特征上体现出较大不同;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在性别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在时间上,休息日大部分活动集中在自家;家中娱乐活动出现较强晚间高峰;在性别上,男性比女性外出娱乐活动多,出行距离更远,女性家务活动多于男性。人群个体日常活动的规律性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城市化视角下北京农村居住用地非正规市场的形成机理

针对北京快速城市化影响下的农村居住用地大量非法流转、亟待规范管理等现状特点,选择海淀区肖家河城中村和通州区张家湾镇小产权房分别作为非正规住房租赁市场和非正规土地交易市场,开展微观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农村居住用地非正规市场形成与发育的制度根源,城市化快速发展与低价住房供应严重不足为其宏观背景,农民对现行土地征用与补偿制度的日益不满和主动争取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强烈意愿是其内在原因。非正规市场采用低成本-低地租-高利润的微观运作机理,市场参与个体(农民与消费者)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但也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对于城市与社区,非正规市场则会带来较严重的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制度约束与路径选择——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治理改造的困境与出路

从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的形成入手，探讨其与外向型乡村城市化以及相关制度约束的关系，从而揭示了高密集城中村空间现象的形成过程。同时，对近年来珠三角各城市治理与改造高密集城中村的相关模式与对策进行梳理与评价，指出目前珠三角各城市的城中村治理中的挫折与困境（适应性效率不足），客观上反映了国家宏观制度供给结构与先行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制度落差，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城中村的最终都市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中针对目前城中村治理改造的问题与困境，提出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空间治理予以重视的若干政策思路。